道之浩浩，何处下手？圣门用工节目，其大要亦不过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极之谓。致其知者，所以明万理于心，而使之无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谓。力其行者，所以复万善于已，而使之无不备也。知不致，则真是真非无以辨，其行将何所适从？必有错认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觉者矣。行不力，则虽精义入神，亦徒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于我哉？此大学“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诚意、正心、修身”继其后。中庸择善固执之目，必自夫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而颜子称夫子循循善诱，亦惟在于“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而已，无他说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后为二事，犹之行者目视足履，动辄相应，盖亦交进而互相发也。故知之明则行愈达，而行之力则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为主。敬者，主一无适之谓，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圣学之所以贯动静彻终始之功也。能敬，则中有涵养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则心与理相涵，而无颠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则身与事相安，而不复有捍挌之病矣。虽然人性均善，均可与适道，而鲜有能从事于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则病于安常习故，而不能奋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则病于偏执私主，而不能豁然虚心以求实见。盖必如  孟子  (《北溪字义》人物)以舜为法于天下而我犹未免以乡人者为忧，必期如舜而后已，然后为能立志。必如颜子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然后为能虚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弃，又能虚心而不敢自是，然后圣门用功节目循序而进，日日有惟新之益，虽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无所阻矣。此又学者所当深自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