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之时，祭天之属为天礼，祭地之属为地礼，祭宗庙之属为人礼。故《书》云命伯夷典朕三礼，所以弥纶天地，经纬阴阳，辨幽赜而洞几深，通百神而节万事。

殷因于夏，有所损益，旁垂祗训，以劝生灵。商辛无道，雅章湮灭。  周公  (《隋书》人物)救乱，弘制斯文，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虔，以嘉礼合姻好，谓之五礼。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也。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犬戎弑后，迁周削弱，礼失乐微，风凋俗敝。仲尼预蜡宾而叹曰：“丘有志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于是缉礼兴乐，欲救时弊。君弃不顾，道郁不行。故败国丧家亡人，必先废其礼。昭公娶  孟子  (《隋书》人物)而讳姓，杨侯窃女色而伤人，故曰婚姻之礼废，则淫僻之罪多矣。群饮而逸，不知其邮，乡饮酒之礼废，则争斗之狱繁矣。鲁侯逆五庙之祀，汉帝罢三年之制，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矣。诸侯下堂于天子，五伯召君于河阳，朝聘之礼废，则侵陵之渐起矣。秦氏以战胜之威，并吞九国，尽收其仪礼，归之咸阳。唯采其尊君抑臣，以为时用。至于退让起于趋步，忠孝成于动止，华叶靡举，鸿纤并摈。甚刍狗之弃路，若章甫之游越，儒林道尽，《诗》《礼》为烟。汉高祖既平秦乱，初诛  项羽  (《隋书》人物)，放赏元勋，未遑朝制。群臣饮酒争功，或拔剑击柱，高祖患之。叔孙通言曰：“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于是请起朝仪而许焉，犹曰：“度吾能行者为之。”

微习礼容，皆知顺轨。若祖述文武，宪章洙泗，则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武帝兴典制而爱方术，至于鬼神之祭，流宕不归。世祖中兴，明皇纂位，祀明堂，袭冠冕，登灵台，望云物，得其时制，百姓悦之。而朝廷宪章，其来已旧，或得之于升平之运，或失之于凶荒之年。而世载遐邈，风流讹舛，必有人情，将移礼意，殷周所以异轨，秦汉于焉改辙。至于增辉风俗，广树堤防，非礼威严，亦何以尚！譬山祗之有嵩岱，海若之有沧溟，饰以涓尘，不贻伊败。而高堂生于所传《士礼》亦谓之仪，弘暢人情，粉饰行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咸称当世之美，自有周旋之节。黄初之详定朝仪，太始之削除乖谬，则《宋书》言之备矣。

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瑒，嘉礼则司马褧。帝又命沈约、周舍、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参详。陈武克平建业，多准梁旧，仍诏尚书左丞江德藻、员外散骑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书舍人刘师知等，或因行事，随时取舍。后齐则左仆射阳休之、度支尚书元修伯、鸿胪卿王晞、国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则苏绰、户辩、宇文弼，并习于仪礼者也，平章国典，以为时用。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

《礼》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荡六籍以为煨烬，祭天之礼残缺，儒者各守其所见物而为之义焉。一云：祭天之数，终岁有九，祭地之数，一岁有二，圆丘、方泽，三年一行。若圆丘、方泽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圆丘之祭，终岁有八；地不通方泽之祭，终岁有一。此则郑学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无五精之帝。而一天岁二祭，坛位唯一。圆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圆丘。日南至，于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农事，谓之二祭，无别天也。五时迎气，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属，非祭天也。天称皇天，亦称上帝，亦直称帝。五行人帝亦得称上帝，但不得称天。故五时迎气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则王学之所宗也。梁、陈以降，以迄于隋，议者各宗所师，故郊丘互有变易。

梁南郊，为圆坛，在国之南。高二丈七尺，上径十一丈，下径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门。常与北郊间岁。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天皇上帝之神于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礼以苍璧制币。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轩辕、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风伯、司空、雷电、雨师，皆从祀。其二十八宿及雨师等座有坎，五帝亦如之，余皆平地。器以陶匏，席用稿秸。太史设柴坛于丙地。皇帝斋于万寿殿，乘玉辂，备大驾以行礼。礼毕，变服通天冠而还。北郊，为方坛于北郊。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

其外为壝再重。与南郊间岁。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于其上，以德后配。

礼以黄琮制币。五官之神、先农、五岳、沂山、岳山、白石山、霍山、无闾山、蒋山、四海、四渎、松江、会稽江、钱塘江、四望，皆从祀。太史设埋坎于壬地焉。

天监三年，左丞吴操之启称：“《传》云‘启蛰而郊’，郊应立春之后。”尚书左丞何佟之议：“今之郊祭，是报昔岁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岁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后。周冬至于圆丘，大报天也。夏正又郊，以祈农事，故有启蛰之说。

自晋太始二年，并圆丘、方泽同于二郊。是知今之郊禋，礼兼祈报，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圆丘自是祭天，先农即是祈谷。但就阳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阳气起于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谷时可依古，必须启蛰。在一郊坛，分为二祭。”自是冬至谓之祀天，启蛰名为祈谷。何佟之又启：“案鬯者盛以六彝，覆以画，备其文饰，施之宗庙。今南北二郊，《仪注》有课，既乖尚质，谓宜革变。”

博士明山宾议，以为：“《表记》‘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盖明堂之裸耳。郊不应裸。”帝从之。又有司以为祀竟，器席相承还库，请依典烧埋之。佟之等议：“案《礼》‘祭器弊则埋之’。今一用便埋，费而乖典。”帝曰：“荐藉轻物，陶匏贱器，方还付库，容复秽恶。但敝则埋之，盖谓四时祭器耳。”自是从有司议，烧埋之。四年，佟之云：“《周礼》‘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称神，地不称祇，天欑题宜曰皇天座，地欑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帝并从之。五年，明山宾称：“伏寻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顷代以来，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诏更详议。山宾以为二仪并尊，三朝庆始，同以此日二郊为允。并请迎五帝于郊，皆以始祖配飨。及郊庙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灵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诏并依议。六年，议者以为北郊有岳镇海渎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为烦重。仪曹郎硃异议曰：“望是不即之名，岂容局于星海，拘于岳渎？”明山宾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传》曰‘江、汉、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设岳镇海渎，又立四望，窃谓烦黩，宜省。”徐勉曰：“岳渎是山川之宗。至于望祀之义，不止于岳渎也。若省四望，于义为非。”议久不能决。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复下其议。于是八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钟山、白石，既土地所在，并留如故。七年，帝以一献为质，三献则文，事天之道，理不应然，诏下详议。博士陆玮、明山宾、礼官司马褧以为“宗祧三献，义兼臣下，上天之礼，主在帝王，约理申义，一献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献，始省太慰亚献，光禄终献。又太常丞王僧崇称：“五祀位在北郊，圆丘不宜重设。”帝曰：“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宜两从。”僧崇又曰：“风伯、雨师，即箕、毕星矣。而今南郊祀箕、毕二星，复祭风师、雨师，恐乖祀典。”帝曰：“箕、毕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风师、雨师自是箕、毕星下隶。两祭非嫌。”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柒俎盛牲，素案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坛下众神之座，悉以白茅，诏下详议。八座奏：“《礼》云‘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则知郊祭为俎，理不应柒。又藉用白茅，礼无所出。皇天大帝坐既用俎，则知郊有俎义。”于是改用素俎，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槁荐，并以素俎。又帝曰：“《礼》‘祭月于坎’，良由月是阴义。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又《礼》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并是别祭，不关在郊，故得各从阴阳而立坛坎。于南郊，就阳之义，居于北郊，就阴之义。既云就阳，义与阴异。

星月与祭，理不为坎。”八座奏曰：“五帝之义，不应居坎。良由齐代圆丘小而且峻，边无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请五帝座悉于坛上，外壝二十八宿及雨师等座，悉停为坎。”自是南北二郊，悉无坎位矣。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宝俱是天帝，于坛则尊，于下则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别有明堂之祀，不烦重设。
又郊祀二十八宿而无十二辰，于义阙然。于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与二十八宿各于其方而为坛。

陈制，亦以间岁。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天地于南北二郊。永定元年，武帝受禅，修南郊，圆坛高二丈二尺五寸，上广十丈，柴燎告天。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座，加五帝位，其余准梁之旧。北郊为坛，高一丈五尺，广八丈，以皇妣昭后配，从祀亦准梁旧。及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天。太中大夫、领大著作、摄太常卿许享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数五，地数五，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内，并祭五祀。臣按《周礼》：‘以血祭社稷五祀。’郑玄云：‘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隶于地，故与埋沈副辜同为阴祀。既非烟柴，无关阳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圆丘不宜重设。”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议，箕、毕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风师、雨师自是箕、毕下隶，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两祭之。臣案《周礼》大宗伯之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