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请于陇州开五节堰，引水通运，许之。永徽元年，薛大鼎为沧州刺史，界内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咸亨三年，关中饥，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州仓粟以赡之。上委以运职。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会于渭南，自师顺始之也。大足元年六月，于东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诸州租船。神龙三年，沧州刺史姜师度于蓟州之北，涨水为沟，以备奚、契丹之寇。又约旧渠，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以避海难运粮。
开元二年，河南尹李杰奏，汴州东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曹运不通。发汴、郑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十五年正月，令将作大匠范安及检行郑州河口斗门。先是，洛阳人刘宗器上言，请塞汜水旧汴河口，于下流荥泽界开梁公堰，置斗门，以通淮、汴，擢拜左卫率府胄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贬宗器焉。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

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曰：“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惟出租庸，更无征防。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干浅，船艘隘闹，般载停滞，备极艰辛。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伏见国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口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于仓内便贮。巩县置洛口仓，从黄河不入漕洛，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即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久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望数年之外，仓廪转加。其江淮义仓，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可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害稼，谷价踊贵，玄宗以问耀卿，奏称：“昔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未广，每岁转运，不过二十方石便足。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犹不能支。从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运，无由广致。若能兼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且江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漕挽，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窃盗。臣望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三门之东，置一仓。三门既水险，即于河岸开山，车运十数里。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至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自太原仓溯河，更无停留，所省钜万。前汉都关中，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师，缘河皆有旧仓，所以国用常赡。”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西柏崖仓、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开三门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关中。上大悦。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都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旧制，东都含嘉仓积江淮之米，载以大舆而西，至于陕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此耀卿所省之数也。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萧炅代焉。二十五年，运米一百万石。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济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逾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

天宝三载，韦坚代萧炅，以浐水作广运潭于望春楼之东，而藏舟焉。是年，杨钊以殿中侍御史为水陆运使，以代韦坚。先是，米至京师，或砂砾糠纰，杂乎其间。开元初，诏使扬掷而较其虚实，“扬掷”之名，自此始也。十四载八月，诏水陆运宜停一年。
天宝以来，杨国忠、王鉷皆兼重使以权天下。肃宗初，第五琦始以钱谷得见。请于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轻货以救军食，遂拜监察御史，为之使。乾元元年，加度支郎中，寻兼中丞，为盐铁使。于是始大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立监院官吏。其旧业户洎浮人欲以盐为业者，免其杂役，隶盐铁使。常户自租庸外无横赋。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明年，琦以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诏兵部侍郎吕諲代之。宝应元年五月，元载以中书侍郎代吕諲。是时淮、河阻兵，飞挽路绝，盐铁租赋，皆溯汉而上。以侍御史穆宁为河南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寻加户部员外，迁鄂州刺史，以总东南贡赋。是时朝议以寇盗未戢，关东漕运，宜有倚办，遂以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京兆尹、度支盐铁转运使。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二年，拜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盐利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十万斛佣七千缗，补纲吏督之。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自此岁运米数千万石，自淮北列置巡院，搜择能吏以主之，广牢盆以来商贾。凡所制置，皆自晏始。广德二年正月，复以第五琦专判度支铸钱盐铁事。而晏以检校户部尚书为河南及江淮已来转运使，及与河南副元帅计会开决汴河。永泰二年，晏为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琦为关内、河东，剑南三川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大历五年，诏停关内、河东、三川转运常平盐铁使。自此晏与户部侍郎韩滉分领关内、河东、山、剑租庸青苗使。至十四年，天下财赋，皆以晏掌之。

建中初，宰相  杨炎  (《旧唐书》人物)用事，尤恶刘晏。炎乃夺其权。诏曰：“朕以征税多门，郡邑凋耗，听于群议，思有变更，将致时雍，宜遵古制。其江淮米准旨转运入京者，及诸军粮储，宜令库部郎中崔河图权领之。今年夏税以前，诸道财赋多输京者，及盐铁财货，委江州刺史包佶权领之。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委中书门下简两司郎官，准格式条理。”寻贬晏为忠州刺史。晏既罢黜，天下钱谷归尚书省。既而出纳无所统，乃复置使领之。其年三月，以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权勾当江淮水陆运使。炎寻杀晏于忠州。自兵兴已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官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谷挼穗，以供禁军。洎晏掌国计，复江淮转运之制，岁入米数十万斛以济关中。代第五琦领盐务，其法益密。初年入钱六十万，季年则十倍其初。大历末，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李灵耀之乱，河南皆为盗据，不奉法制，赋税不上供，州县益减。晏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赋，所入仍旧，议者称之。其相与商榷财用之术者，必一时之选。故晏没后二十年，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相继分掌财赋，出晏门下。属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军府纤芥，莫不先知焉。其年诏曰：“天下山泽之利，当归王者，宜总榷盐铁使。”

三年，以包佶为左庶子、汴东水陆运盐铁租庸使，崔纵为右庶子、汴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四年，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茶之有税，肇于此矣。贞元元年，元琇以御史大夫为盐铁水陆运使。其年七月，以尚书右仆射韩滉统之。滉殁，宰相窦参代之。五年十二月，度支转运盐铁奏：“比年自扬子运米，皆分配缘路观察使差长纲发遣。运路既远，实谓劳人。今请当使诸院，自差纲节级般运，以救边食。”从之。八年，诏：东南两税财赋，自河南、江淮、岭南、山南东道至于渭桥，以户部侍郎张滂主之；河东、剑南、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度支使班宏主之。今户部所领三川盐铁转运，自此始也。其后宏、滂互有短长。宰相赵憬、陆贽以其事上闻，由是遵大历故事，如刘晏、韩滉所分焉。
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自后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涂而理矣。十年，润州刺史王纬代之，理于硃方。数年而李锜代之，盐院津堰，改张侵剥，不知纪极。私路小堰，厚敛行人，多自锜始。时盐铁转运有上都留后，以副使潘孟阳主之。王叔文权倾朝野，亦以盐铁副使兼学士为留后。

顺宗即位，有司重奏盐法，以杜佑判盐铁转运使，理于扬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锜判使，天下榷酤漕运，由其操割，专事贡献，牢其宠渥。中朝柄事者悉以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巽既为盐铁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隶浙西观察使者，悉归之；因循权置者，尽罢之；增置河阴敖仓；置桂阳监，铸平阳铜山为钱。又奏：“江淮、河南、峡内、兗郓、岭南盐法监院，去年收盐价缗钱七百二十七万，比旧法张其估一千七百八十余万，非实数也。今请以其数，除煮之外，付度支收其数。”盐铁使煮盐利系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异为扬子留后。四月五日，巽卒。自榷筦之兴，惟刘晏得其术，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类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则三倍于晏矣。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晏殁，久不登其数，惟巽秉使三载，无升斗之阙焉。六月，以河东节度使李鄘代之。

五年，李鄘为淮南节度使，以宣州观察使卢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运米四十万石到渭桥，近日欠阙太半，请旋收籴，递年贮备。从之。坦改户部侍郎，以京兆尹王播代之。播遂奏：“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岭南、峡中、兗郓等盐利钱六百九十八万贯。比量改法已前旧盐利，时价四倍虚估，即此钱为一千七百四十余万贯矣，请付度支收管。”从之。其年诏曰：“两税之法，悉委郡国，初极便人。但缘约法之时，不定物估。今度支盐铁，泉货是司，各有分巡，置于都会。爰命帖职，周视四方，简而易从，庶叶权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举闻，副我忧寄。以扬子盐铁留后为江淮已南两税使，江陵留后为荆衡汉沔东界、彭蠡已南两税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两税使。峡内煎盐五监先属盐铁使，今宜割属度支，便委山南西道两税使兼知粜卖。”峡内盐属度支，自此始也。七年，王播奏去年盐利除割峡内盐，收钱六百八十五万，从实估也。又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谓之“便换”。八年，以崔倰为扬子留后、淮岭已来两税使；崔祝为江陵留后，为荆南已来两税使。十三年正月，播又奏，以“军兴之时，财用是切。顷者刘晏领使，皆自按置租庸，至于州县否臧，钱谷利病之物，虚实皆得而知。今臣守务在城，不得自往。请令臣副使程异出巡江淮，其州府上供钱谷，一切勘问。”从之。闰五月，异至江淮，得钱一百八十五万贯以进。其年，以播守礼部尚书，以卫尉卿程异代之。十四年，异卒，以刑部侍郎柳公绰代之。长庆初，王播复代公绰。四年，王涯以户部侍郎代播。敬宗初，播复以盐铁使为扬州节度使。文宗即位，入觐，以宰相判使。其后，王涯复判二使，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九年，涯以事诛。而令狐楚以户部尚书右仆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坏，奏请付州县而入其租于户部，人人悦焉。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三年，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杨嗣复主之，多革前监院之陈事。开成三年至大中壬申，凡一十五年，多任以元臣，以集其务。崔珙自刑部尚书拜，杜忭以淮南节度领之，既而皆践公台。薛元赏、李执方、卢弘正、马植、敬晦五人，于九年之中，相踵理之，植亦自是居相位。

大中五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岁四十万斛，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岁至七十余只。缘河奸犯，大紊晏法。休使僚属按之，委河次县令董之。自江津达渭，以四十万斛之佣，计缗二十八万，悉使归诸漕吏。巡院胥吏，无得侵牟。举之为法，凡十事，奏之。六年五月，又立税茶之法，凡十二条，陈奏。上大悦。诏曰：“裴休兴利除害，深见奉公。”尽可其奏。由是三岁漕米至渭滨，积一百二十万斛，无升合沉弃焉。

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仓。其月二十二日诏曰：“特建农圃，本督耕耘，思俾齐民，既康且富。钟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市肆腾踊，则减价而出；田穑丰羡，则增籴而收。庶使公私俱济，家给人足，抑止兼并，宣通壅滞。”至五年十二月，废常平监官。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畜，《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时出给，才供当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今请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言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曰：“既为百姓预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渐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

高宗永徽二年六月，敕：“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六年，京东西二市置常平仓。明庆二年十二月，京常平仓置常平署官员。开元二年九月，敕：“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或虑伤农。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诸州加时价三两钱籴，不得抑敛。仍交相付领，勿许悬欠。蚕麦时熟，谷米必贵，即令减价出粜。豆谷等堪贮者，熟亦准此。以时出入，务在利人。其常平所须钱物，宜令所司支料奏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诏：“诸州县义仓，本备饥年赈给。近年已来，每三年一度，以百姓义仓糙米，远赴京纳，仍勒百姓私出脚钱。自今已后，更不得义仓变造。”七年六月，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十六年十月，敕：“自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加钱收籴，以实仓廪，纵逢水旱，不虑阻饥，公私之间，或亦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粜易者，为收籴。事须两和，不得限数。配籴讫，具所用钱物及所籴物数，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专勾当。”

天宝六载三月，太府少卿张瑄奏：“准四载五月并五载三月敕节文，至贵时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若百姓未办钱物者，任准开元二十年七月敕，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征纳。臣使司商量，且粜旧籴新，不同别用。其赊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广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每州常平仓及库使司，商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

建中元年七月，敕：“夫常平者，常使谷价如一，大丰不为之减，大俭不为之加。虽遇灾荒，人无菜色。自今已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每日量付两市行人下价粜货。”三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上言曰：“伏以旧制，置仓储粟，名曰常平。军兴已来，此事阙废，或因凶荒流散，饿死相食者，不可胜纪。古者平准之法，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虽有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人者，盖谓能行轻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极以来，许京城两市置常平，官籴盐米，虽经频年少雨，米价未腾贵，此乃即自明验，实要推而广之。当军兴之时，与承平或异，事须兼储布帛，以备时须。臣今商量，请于两都并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数十万贯，随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贮斛斗疋段丝麻等，候物贵则下价出卖，物贱则加价收籴。权其轻重，以利疲人。”从之。赞于是条奏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时国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时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

贞元八年十月，敕：“诸军镇和籴贮备，共三十三万石，价之外，更量与优饶。其粟及麻，据米数准折虚价，直委度支，以停江淮运脚钱充，并支绫绢、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