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极重之势，其末必轻，轻则反之也易，此势之必然者也。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顺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与天争，久矣。天未然而争之，其害易见；天将然而犹与之争，其害难知。争天以求盈，虽理之所可，而必过乎其数。过乎理之数，则又处于极重之势而渐以向轻。君子审乎重以向轻者之必渐以消也，为天下乐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动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嶷然以永定而不可复乱。夫天之将然矣，而犹作气以愤兴，若旦夕之不容待，何为者邪？古之人知此也，故审于生民涂炭之极，察其数之将消，居贞以俟，徐起而顺众志以图成。汤之革夏，武、周之胜殷，率此道也。况其非革命改制之时乎？汉武帝锐意有为，而繁苛之政兴，开边牟利，淫刑崇侈，进群小以荼苦其民，势甚盛而不可扑也。然而溢于其量者中必馁，驰于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浃于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故其末年罢兵息役，弛刑缓征，不待人言之洊至，而心已移矣，图已改矣。其未能尽革以复文、景之治者，  霍光  (《宋论》人物)辅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渐衰之势，待其自不可行而报罢。于是而武帝之虔刘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自已。无他，唯持之以心，应之以理，一顺民志，而天下不见德，大臣不居功，顺天以承祐。承天之祐者，自无不利也。

考神宗之初终，盖类是矣。当其始也，开边之志，聚财之情，如停水于脃土之堤而待决也。  王安石  (《宋论》人物)乘之以进，三司条例使一设，而震动天下以从其所欲。于是而两朝顾命之老，且引退而不能尽言；通国敢言之士，但一鸣而即逢贬窜；群小揣意指而进者，喧不可息也。此势之极重者也，然而固且轻矣。安石之所执以必为者，为之而无效矣。河不可疏，而淤田不登矣；田不可方，而故籍难废矣；青苗之收息无几，而逋欠积矣；保马之孳息不蕃，而苑牧废矣；民怨于下，土怨于廷，而彻乎上听矣。高遵裕之败，死尸盈野，弃甲齐山，而天子且为之痛哭矣。安石则不肖之子挠之于内，反面之党讼之于廷，神宗亦不复以心膂相信。邓绾、吕嘉问且婴显罚，王安礼纠兄之过，而亟进升庸。手实、方田，自安石创者，皆自神宗而报罢矣。使神宗有汉武之年，其崩不速，则轮台之诏，必自己先之，弗待廷臣之亟谏。盖否极而倾，天之所必动，无待人也。几已见矣，势已移矣。则哲宗立，众正升，因其欲熸之余焰，撤薪以息之者，平其情，澄其虑，抑其怒张之气以莅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无所利者，已昭然其有害；敝而弗为之修，弛而弗为之督，三年之中，如秋叶之日向于凋，坐而待其陨矣。而诸君子积怒气以临之，弗能须臾忍也，曾霍光之弗若，奚论古先圣哲之调元气而养天下于和平哉？
牛之斗虎，已毙而斗之不已，牛乃力尽而死。安石既退，吕惠卿与离叛而两穷。吕申公、司马温公以洎孙固、吴充，渐起而居政地。彼蔡确、章惇、王圭、曾布之流，无安石博闻强识之学、食淡衣粗之节，岂元祐诸公之劲敌哉？操之已蹙者，畏之已甚；疾之已亟者，疑之已深，授之以不两立之权，而欲自居于畸重，则昔之重在彼者轻，而今之重在诸公者，能长保其重哉？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与天争，而天且去之矣，夫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此之不察，乃曰：“天祚社稷，必无此虑。”天非不祚宋也，谋国者失之于天，而欲强之于人以居功而树德者为之也。

二毕仲游之告温公曰：“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钱粟，一归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余于财，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于古今之治体矣。温公为之耸动而不能从。不能从者，为政之通病也，温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废实，二曰防弊而启愚，三曰术疏而不逮。
天子不言有无，大臣不问钱谷，名之甚美者也。大臣自惜其清名，而又为天子惜，于是讳言会计，而一委之有司。是未察其立说之义，而蒙之以为名也。不言有无者，非禁使勿知之谓也。不于有而言无以求其溢，不于无而计有以妄为经营。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内，不当言无也。不问钱谷者，非听上之糜之，任下之隐之，而徒以自标高致也。出入有恒，举其大要，业已喻于心，而不屑屑然问其铢累也。若乃宾宾然若将浼己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所尚，而可以为天子、可以为大臣乎？自矜高洁之名，而忘立国之本，此之谓惜名而废实。习以为尚，而贤者误以为道之所存，其惑久矣。

为弼成君德之说者曰：天子不可使知国之富也，知之则侈心生。于是而幸边功、营土木、耽玩好、滥赐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丁谓之导君以骄奢，唯使知富而已。禁使勿知，而常怀不足之心，则不期俭而自俭。之说也，尤其大谬不然者。天子而欲宣欲以尚侈乎，岂忧财之不足而为之衰止哉？高纬、孟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