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荷花史》是俗文学中的名篇。

一九三八年，郑振铎在其所著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就曾经提到：“广东最流行的是木鱼书。……其中负盛名的有《花笺记》，有《二荷花史》。《花笺记》被称为‘第八才子书’。……《二荷花史》被称为‘第九才子书’，凡四卷，分六十七则。叙的是少年白莲因读《小青传》有感。梦小青以双荷花赠之。后遂得和丽荷、映荷二女等成为眷属事。作者、评者俱未知为何人，……作者似乎也是穷愁之士了。”

广东的弹词，大多用当地的语言来写，名称也有所不同：在潮州话地区的叫“歌册”，在客家话地区的叫“五句落板”，在广州话地区的叫“木鱼书”。这些地区，都有刻本问世，潮州的李万利堂、财利堂，广州的丹桂堂、五桂堂……他们所印行的，自清以来，代代相传，要说册数，真是盈千累万，要说种类，就所能知道的，已有五百种；至于未能知道的，恐也不在少数。

这些弹词，流传的时间，最少是在三百年以上。因此，很自然地成为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在过去，爱看、爱听和爱唱弹词的，大部分是妇女——所谓大家闺秀。后来，它的读者，范围逐渐扩大，真是男女老少都能包容进去。流传的地区很大，甚至远到南洋一带。

人民热爱这些弹词，不管识字或不识字的，识字的朗读，不识字的就听，也有些配上音乐，由专业艺人边弹边唱。

这些弹词，各个地区都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地方，凡是取材于地方的人物和故事的，多娓娓动人。潮州话的《陈三五娘》、《苏六娘》；客家话的《赵玉麟与粱四珍》、《张谷山得赏》以及广州话的《花笺记》、《二荷花史》……等。都是长期间以来，最受人民欢迎，感人至深，对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可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中的读者，往往很难理会在这些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物以及其中所发生的事件，并给予恰当的估计。潮州的《陈三五娘》、《苏六娘》描写在封建礼教下的妇女，为求得婚姻自由而进行斗争，有的恋爱成功结婚了，有的私逃不成，自杀身死……人物的性格非常分明，值得同情，为她们敢于反抗而讴歌！可是，广州话的《花笺记》、《二荷花史》描写的妇女，是封建礼教的驯从者，这些人物有真挚纯洁的爱情，为此私订终身后花园。又有什么价值呢？她们甚至愿意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同享“富贵荣华”，妻妾共处，……如此格调低下，有什么可取呢？至于被命为“第x才子书”，还以为是“无聊文人”的胡言乱语。

这费解，在这儿，必要简略地加以说明的是：

这两者是不能并列来谈的。前者大约没有多大的问题而后者，我们必须理解到“一夫多妻”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它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作品既以描写寄生在封建地主阶级上的人物和事件为主要内容，它怎么可能超脱这么一些“存在的事实”呢？这些人物要是不在思想上已被封建道德所深深地熏染，那就显得虚假了。作者歌颂了爱情，竟连“一夫多妻”也一起歌颂了。作者这样一个世界观，当然是不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条件来要求作者，也就是说，不可能要求作者在作品中没有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情调和语言。在这情况下，作者所写的妇女，必然仅能做到：她们在行动上虽是懦弱的，然而，她们的心灵却是善良的。

在这一类作品中，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对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语言，一些主要人物的思想脉络，尤其是男主人翁，莫不用“赴京会试”，“状元及第”和“沐浴皇恩”……等等来加以表现。即使所占的分量很微，然而，已够破坏正面人物在性格上的完美。对于这么一些缺点的理解，也应该一如上面所提出来的，对待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米加以处理。

那么，作为名篇的《二荷花史》，究竟有哪些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呢？首先是反映了没落的封建官僚的生活；男主人翁未及第则潦倒终生，寻花问柳；一朝爬近反动统治阶级的身旁，则奢侈挥霍，妻、妾、婢所谓“四美临门”。作者在这么一个大前提下，在处理上不同于一般说部：开始揭发男主人翁——白莲，在灵魂上的空虚。当他潦倒的时候，他在爱情上没有得到寄托；当他得意的时候，形式上“爱情”使他感到满足了，可是却是丑恶的，因此当小青献诗，就使他整个的精神猛垮下来。作者很明白地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是爱情？特别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中人的“爱情”，究竟是怎么一个实质？

其次，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寄生在封建官僚的家庭中的女主人翁的生活：外形上的雅丽，内涵上的苍白。她们就是在这样一个腐朽的环境里生长着。这样的一点生机，由于她们是人，她们存在着人性，所以要进行挣扎，由于她们是女性，她们也有着对爱情的真挚要求，所以很自然地接受外来的追求。她们是受抑郁而不能主宰命运的人，可是却能保留纯真的感情，坚持着对爱情的忠贞。甚至互相之间，何映荷与裴丽荷；二荷对待紫玉、凌烟，也是互相怜惜。在冷酷的世情中，惟有互相温暖，希图生以共处，死而同穴。作者通过二荷所树立的女性的人格，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仅是对她们加以同情，而且对她们的命运，考虑导向到什么地方去。

再其次，这部作品，有着比较精湛的艺术技巧。从结构、风格到语言，都有一些独特的地方。虽一般地说，它还没有摆脱旧说部的“俗套”，但有些地方已不完全是照“俗套”行事。比如说，照“俗套”应该白莲及第。作者偏安排他落第，从中又引出李若云，强调他们间的友情，通过李的推荐然后马上立“功”。作者在一些小地方运用了不同的手法。例如对衬：先有白莲的“男扮女装”，而后又有凌烟的‘女扮男装”。这些虽不关重要，却很有趣，等等。

这部作品的最大成就在风格和语言上面，一方面是接受和采用一些“词话”在刻画人物的丝丝入扣的传统手法；再一方面，适应弹词的特点，用精练的语言和优美的词藻敷衍开来，使作品发出光彩，不仅耀眼，而且音节铿锵。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每一节、每一句都到了“恰切无痕”。可是稍有瑕疵，并不妨阻引人进入神化的境界。
这一个优点，《花笺记》如此，《二荷花史》也没有例外。这可以从广东很多的木鱼书中，别的没有象它那么获得众多的读者，而它的生命力却那么强，得到更多的人进行评点、题词；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刻本、俗本，就可以证明了。

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

这部作品的作者，一直到现在止，还没有更可靠的资料来证实是谁。根据《二荷·发端》所提到的：“倒罢清撙理罢琴，偶行荒径见苔侵，正系日来无事贫非易；老去多情病自深，寂寂曲栏愁倚遍，你话探奇谁解过山林？不如且把风流案，等我传些清话去人闻。”也只能知道：作者是一个贫穷的文人；作者是病老了，抓住这个题材来发抒自己的感情。至于姓名，从爱莲主人的评点，可以知道：“作者是麦先生；麦、白二字语音相近，恰好相借。”

爱莲主人的话，既是推测之词，我们只能姑妄听之。白莲也许是作者的化身。白莲的身世也许就是作者的身世，但也可能不是。因为既是文艺作品，不能象自传一样全系事实，否则就没有艺术的力量。但有一点可以见得到：作者读了《小青传》，猛烈地被撞击着心灵。这部作品，毋宁话，就是在这一感情的滥觞下产生的。
爱莲主人的在祭小青文这一节上的评点有着：“吾曾观其传与诗，无不感叹欲绝。……想普天下万世才子，亦多同心，但不意于歌本而行之耳。闻作者十二三岁时，作此祭文，而声格套从欧公《祭石曼卿》等文得来，真是夙慧……。”这说明了：作者写这一部书的过程，最先是受到《小青传》的感染，于是结合自己的遭遇，写将出来。

作者写这一部书，很早就有过酝酿。诗文部分，可能在全部未动笔以前，就有过定稿，直至写全书，才把这些极精练的诗文，安排进去。

爱莲主人是什么人？现在也无从考定。在他所作的《序》中，有谓；“怀予生平少孤，自学无所提命，零丁孤苦，举世无知。”寥寥数语，是不能得到有关的线索的。他所说的“自恨不出里门，罕闻天下之事，日惟取此成书，细加考订”，也只能说明他多做—番“考订”的工作而已。

既然是爱莲主人“考订”过，很显然地，以前就有过未经他“考订”过的原本。可惜，现在已得不到。根据爱莲主人“评点”的本子，有些地方，还提到“原评”，象卷二《入耳关心》，就有三处列入原评。这是值得注意的。

“原评”是什么人作的？同样的没法考查。

除原本外，还有一个“俗本”，大约错谬很多，在爱莲主人的评点中，不断地举出“俗本”的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进行批评。这里无妨抄引一二。

卷一《春游遇美》一节，叙述白莲与李若云同游湘妃庙，见二荷在横塘上船。上端就批着：“俗本此处删去一篇绝妙文字，未曾上船，直写下船，一何可笑！岂知原本层次，写来一笔不漏。”

象上面这一类纠正“俗本”的地方是很多的，这里不一一举出了。

《二荷花史》经过爱莲主人做了一番细致的考订工作。有些地方纠正了刊误，有些地方就人物的性格，加以必要的润色，确实使作品完美一些。但爱莲主人的批评，由于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有些地方是采用“色空”的观点来看问题有些地方是凭自己毫无根据的推测，因此，也就写下了好些庸俗的，甚至是荒唐的意见。因为这不是《二荷花史》本身的问题，这里不详细的加以论列。

现在的这个校订本，为了让读者自行欣赏原作，不再把爱莲主人的评点印出来，这对更正确来估计这一部名篇，也许比“先入为主”之见来得好些。

这一个校订本，主要的是根据丹桂堂《新刻评点第九才子二荷花史》的影印本。由于丹桂堂原刻已有许多错落，加上刻板因印刷年久，早就模糊，影印出来，也就更依稀莫辨，故同时又参照五桂堂的仿刻本，加以订定。文内，有些地方错落了的，或者意义不明的，或者不切合口语的，由于找不到原本，只得就可信的加以改正。

这个校订本，一定还有很多不妥的地方，诸高明斧正。
《二荷花史》曾于一九五八年五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只印了两千册，很快售完。我怍为校订者，曾收到读者不少来信，说买不到书，并对书中某些删节有不同的意见，我一直无法回答。
没有想到，二十四年以后竟有另行出版的机会，让我说上几句话。

上面是我初版所写的“校订后记”，但在最后删节号里的话，是出版社加上去的，完全不是我的意思。

现在，我又重新校订一次，把上次版本中的错字、漏句和删去的，改正的改正，恢复的恢复，让读者比较完整地看到这本书的本来面貌。在工作上，陈逸飞同志加以协助，特此志谢。

对于广东木鱼书，附录我所写的一篇文章，以供参考。
关于这部著作的研究和如何评价的工作，这仅仅是开始。我的看法只作为“一家之言”，用来抛砖引玉。

由于《大百科全书》的“曲艺卷”要我写释文，对这部名篇又多说了一些话，涉及产生的时代背景，大意如下：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界以李贽，袁宏道所倡导的“离经叛道”精神，曾经冲击维护封建统治的经书以及伪道学。这一股反礼教，反拟古的精神，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敢于“越轨”，敢于描写着一些人的真实思想，赞扬人性获得某些解放的多了起来。这种思想，到了清代中叶，并没有消失，并且逐渐地扩展开来，成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及其政治思想必然解体而产生的前奏。

该书作者，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这种影响，因此在《二荷花史》中表达出来。好象乌云中一线闪电，倏然一亮。这一亮，有它可贵的地方，例如主人翁白莲一再藐视科举考试，最后“解下兵权转故乡”、“共接元侯归昼锦”，归隐了，有一定的思想性。但是从全书看，作者没有勇气和胆识，走上李、袁等人的道路，作为没落的子弟，最多发几句牢骚，说几句真心话，形诸《二荷花史》之中，又找不到出路，“经”固难寓，‘道’也难叛，很快又回到旧传统，仍然粉饰太平，唱了一曲不大欢快的赞歌，充分暴露出阶级的局限性。
这不能不指出，《二荷花史》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

薛汕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