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逐渐南进，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候，号称华北第一大商埠的天津，渐渐地可以望见了。先是只见一个很模糊的轮廓，后来那几座比较高大的建筑物也见到了，于是车上的人，自太后以下，都知道是天津快要到了！这时候，方才所下的那一阵细雨也已停止了，天空呈着一片可爱的蓝色，太阳仿佛一面金锣似的高挂在空中，射出温和而美丽的光来，似乎老天也有意要凑太后的趣，知道伊将在天津接受一次盛大的欢迎礼，所以特地把雨止住了，放出明媚的阳光来，以点缀这一次希逢的胜会，使它格外的值得令人纪念。就象作者自己，对于那时候所经历的一番情形，差不多可以说至今还是“宛然在目”，随时随地都会回想到它。
天津车站原是一处极热闹的地方，虽然其时已宣布了戒严，无疑的，已不再有半个闲人在行动了；可是我们的御用列车，还是不屑轻易驶进那样混杂喧闹的寻常地带中去，于是在距离车站约半公里左右的所在，便临时在轨道旁筑起了一座月台。
——一座全用水门汀所筑就的月台。在那个时候，中国建筑物中很少有利用水门汀的，因此大家都把它看得很贵重。——因为其他各座月台，都曾给一般平民所践踏过的，以太后之尊，岂肯履此贱地，那末让它去罢！这也不行！太后万一要下车的话，没有月台，谁肯把脑袋伸过去给伊吹？在这样情形之下，这座御用月台便在短短的几天工夫之内筑就了。它所发生的两层效用是：（一）和天津车站隔离，（二）使太后的玉趾不致沾到寻常人所践踏过的泥土。不用说，想出这一个计划来的人，必然是一个很聪明的脚色！读者诸君，你们试猜，这个聪明的脚色是谁呢？提起这个人的大名，我想不会再有不知道他的人罢？原来此人非别，乃是将在中国历史上永远占到很重要的一页的项城袁世凯先生！其时，他正当着直隶省的总督。他在太后没有从北京启程南下之前，已早就决定了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接驾典礼，和另行建造一座新月台的大计划了。
这座月台的长度很长，虽不能停靠整列的御用列车，但也足敷十辆车之用了。它的上面，搭着一座用芦席所盖就的竹篷，篷上满挂着无数的龙旗，和其他的旗帜，不有五色缤纷的彩条，青翠的松柏，以及各色各样的宫灯，点缀得着实美丽动人。地上当然是遍铺着金子一般的黄沙。而在中央的一方土地上，另外又铺着一张杏黄色的毛毯，这就是准备给太后下车后驻足之所。不过他们虽然是这样的设计着，但太后到了天津，是否真的愿意下车，却没有人敢断定；就象袁世凯这样权倾中外的大臣，也不敢说“太后非在这里下车不可”。
月台是新建的，地下有黄沙，顶上有灯彩辉煌的芦篷，这样子自然是非常的华贵了！我们老远就从车窗外探头出去张望，大家都觉得十二分的悦目，不禁争着要观看；其时我们的列车却已渐渐地在准备地停下来了。其时我们的司机夫正用着全副的精神在从事，因为他已得了庆善的命令，必须要使太后的那辆车恰好靠在月台的中央，那末待太后一下车去，便可践在那一张杏黄色的毛毯上了。
这一日，天津以及天津附近各处的重要官员，不论文武，全是很早就到这里来候驾了，每个人都依着自己的品级，尽其所有的用心装扎起来；因此，待我们到时，他们已列就了很长很长的一行了。满眼只见红红绿绿的颜色，耀得人眸子也几乎睁不开了。他们一见驾到，就鸦雀无声地在月台的向外的边线上端然跪着了。比这些人跪得前一些，独自孤零零地俯伏着的，便是袁世凯他自己！
列车很慢很慢的在他们面前滚过，终于是完全停止了。我往常是极爱瞧热闹的，但看了这些泥雕木塑一般的官员，心上便不免有些不自在起来。尤其是他们各人的神气，好说是没有一个不可厌的：头低过了前胸，眼睛注视着地上，似乎连气也不敢喘的样子，教人一见，就不会相信这是一种出乎真诚的行为。不过他们的服装总不失为是很美丽的一堆。其中有大部分人的围帽上，都装着孔雀毛所做的翎子；孔雀毛原是很好看的，它的本身就有一种光彩，再加其时的阳光正盛，从芦篷外面透射过来，照得所有的孔雀毛，齐像变了金叶子一样，几乎要使我怀疑：这些人物，也许便是中国古代各种旧小说中，和其他各处张挂着的故事画上所画的人物，重复回生过来，特地来向我们的太后殷勤致敬。
虽然这样踵事增华的布置，已在太后的面前，很齐整地展露开来了，可是太后的心上是否已经认为满意，却还在不可知之数咧！伊对于这些官吏此次前来接驾的真意，我想必然是十二分明了的。因为伊也知道天津这一带的官吏，决不会比别处的特别好；他们一般也是花了钱，或利用了其他的关系，——如亲属关系，裙带关系等等而弄到这引起美缺的。他们既无学问，又无才干，于国于民，真是两无所利。但他们倒有一副极善逢迎的脑子，所以他们也把给太后接驾的这一件事，看做是一种保全饭碗，巩固地位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有些更怀着要借这一个机会，取到几许意外的利益的奢望。总之，在他们一群中间，简直没有一个是诚心为着要向太后请安而来的！他们都抱着很浓的自私心，隐隐有所企图，便是袁世凯本人，也不能例外！
我一见了袁世凯，便禁不住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使我自己的脑神经，立刻停顿在一片沉思默索的状态中，尽自呆怔怔地看着他。——这个脚色，就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在那时候，他一般也是恭而敬之的跪在天津月台上，迎接太后；谁想到他将来会有这么一番的作为？老实说，他自己也绝对没有梦见咧！我一面象端详一头久已闻名，而从未见面的怪物一样地注视着他；一面在回想过去的种种事件，就是怎样能使他成名的种种事件?如其严格彻查起来，甲午年的那一次中日战争，就是使中国大吃败仗，以致把整个的高丽，拱手让给日本的那一次奇耻大辱，袁世凯的确也可以直接的被列为罪魁之一。事实是这样的：他原是一个性格极暴躁的脚色，尤其是欢喜卖弄他的权威，他恨不能在一挥手之间，就把许多不满意的人，一齐处斩。不幸的很，朝廷偏不曾了解他这种性格，当高丽国内发生紧急的变故的时候，中日双方，各显露着剑拔弩张的状态，但朝廷方面，还想努务消弭战争；因此，就派袁世凯上高丽去斡旋，意思是要希望他做一个圆活的外交家，运用一些灵巧的手腕，和日本人交涉，把各种困难问题，暂谋妥协。这中间，当然也包括着中国暂时无意作战的暗示。不料袁世凯到了高丽之后，一味意私心杂念用事，反把日本方面大大得罪了一番；恰值其时的日本人，正和一头才出山的乳虎无异，极想找一个机会，试试他们自己的武力，这样便立即发出了最后通牒，正式向中国开战，于是中国的国耻史，也在同时候起，揭露开来了！更可笑的是这个事变的结果，虽是如此恶劣，但袁世凯本人，却颠倒成了名。
除掉了这件事情之外，袁世凯还有一桩生平得意杰作，同样可算是他的成名作。这件事情对于整个的中国，实无多大的关系但和满清政府所发生的关系，却委实不校若是有人把它搬上舞台去的话；必不失为一出可歌，可泣，可叹，可恨的悲剧。要叙述这件事故，秘先详论袁世凯的为人。他平时的举动，总是极倨傲的，高视阔步，旁若无人。因陋就简这样，往往会使人家误认他是一个很鲠直的大臣；可怜的光绪就为了不能真正的认识他的缘故，竟在戊戌政变的那一次上，吃了他的大亏，以致于被陷为一个政治犯式的虚名皇帝。袁世凯本人，对于这件事情，也并不隐讳，大有津津乐道之概，所以外边的人，不久便知道了个中的真相。原来在皇太后把政权归还给光绪，退居颐和园之后，光绪便痛下决心，打算用全力来推行他的新政。
因为外急于要达到这个目的起见，便特地把袁世凯从别的职务上调回来，教他率领一支军马，用护驾的名义，去屯扎在颐和园的四周，意思是要他禁阻太后出园，使伊不致再无中生有的前来阻挠亲政的推行，而这只是暂时性质，依光绪的打算，只要待新政推行得见了相当的功效，便立即把军马撤回来。岂知袁世凯这个富于阴谋的脚色，竟立刻就变了心，他本人对于光绪或皇太后，原没有什么好恶；光绪如果另外派人去监视太后，甚至去杀害太后，他也断不肯行什么阻谏，或发生什么怜悯的感觉。他只是为自己打算。所以在光绪把这个密谕知照他的时候，他的脑神经已在为自己的利害而活动了。他觉得如果他真的照着光绪的话去做，自己虽然也无不相当的好处，但这种好处，必然是很有很限的；于是他就反过来想，要如他不听光绪的话，反把这个密谕去报告皇太后，那就有不同的结果发生了！他既把自己的利害作为中心，当然他就实行了第二个策略，竟借着光绪教他围园的命令之便，悄悄地走去谒见太后。他假装着极忠诚的态度，说自己是奉了光绪的密谕，要来行刺太后，但抚心自问，实觉不忍，所以不惜违背了光绪的旨意，反来告密。他的话虽然是那样的空洞，而且是一些没有实据，但太后竟完全信任了他。于是在当天的晚上，便由他率领了带来的军队，簇拥着太后，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直入光绪的寝宫。太后这时正在盛怒之处，也不顾什么体统，竟教人把光绪从床上拖了起来，连话都不问一句，立即强迫他签就了让还政权给太后的诏书。这一次生死关头的斗争的结果，皇太后便依旧大权在握，恢复了往日的威风；而光绪可就大大的倒霉了！
从此，太后发誓也不肯饶恕他，无论他说什么话，一概置之不理；当然，光绪对于袁世凯这一次的倒戈相向，自必衔之刺骨，饮恨无穷，可惜他终于不曾报得这个仇！当他随着太后给这列黄色列车载着上天津去的时候，袁世凯所赏赐给他的政治犯的生活，已经过了六七个年头了。——其实，后来一直到他死，也不曾恢复自由。
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囚犯式的光绪皇帝，已走过了他的仇人的面前了！他虽然中有一辆车乘坐，但到了车站，既有那么许多的臣下前来接驾，他怎能一个人躲着不出来呢？他必须郑重地侍立在太后的后面，接受这些人的参拜。记得往日每逢太后看不见的时候，我和光绪随便说话时，往往也听见他说起他自己对于戊戌政变的感想：每次，他总是切齿痛骂这个捏造谎话，构陷他的袁世凯。所以我早就怀着一颗极兴奋的心，打算看看他和袁世凯劈面相逢后的神情。
车子完全停止了。太后那一辆车的车门，居然很适当地停在那一方黄色毛毯的前面；太后大概总是因为袁世凯的面子关系，竟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走下了车去，凛凛然不可犯的接受袁世凯和他所率领的那引官吏的参拜。我方才不是已经说过，袁世凯所跪的地位比别人特别出一些，因此，他差不多已在太后的脚下叩头了。他磕得很恭敬，而且依着习惯，一般也向光绪叩头，其实，光绪正站在太后的后面，身子挺得很直，另有一种往常所不易见到的威严；可是他脸上的血色，已一些看不见了，白得和死人的面庞一样，嘴唇更是由白而灰，由灰而黑，变得比什么都可怕。一双眸子里，布满了血丝一样的红筋，仿佛将有火喷出来的神气。我可说从不曾在任何人的脸上，见过这样激愤沉痛的表情，要是找一个医生来试验他的心脏的搏击数，必可有惊人的记录发现。我想假使其时的光绪，还有一丝半毫的实权的话，他必不惜任何牺牲，要把这个大名鼎鼎的政治家的脑袋砍下来了！而这一片才铺上去的黄沙上面，也将有几许可贵的鲜血渲染着了。除掉他的气愤填胸的表情而外，光绪并不曾说什么话，手足也不曾动过，他对于这个出卖他的自由的奸臣，显然是十二分的鄙夷：他的过度的冷落的神气，很明白地告诉人家，虽然他的唯一的仇人——袁世凯，已在他面前跪着，但他只当没有看见一样。
袁世凯也未尝不瞧见光绪脸上的表情，但他已明知这个可怜的脚色，决不能再有什么举动，因此绝对不加注意，态度依然极从容，他请过圣安之后，便和太后随便说了几句话；同时，用来作为接驾大典中的一幕的乐队，也开始演奏了，袁世凯所备的乐队却不是中国的古乐，乃是一队很纯粹的西乐队。大概有二十个人，所用的乐器和外国行伍中的铜乐队一样，据说：那一个乐队长乃是由袁世凯花了钱，资送他上德国去专习音乐和作曲的留学生。他的技术，的确很不错，尤其在那个时候，真可说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西洋音乐家了。他回国之后，便把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教授袁世凯自己所拣选出来的一班少年军官们怎样演奏西乐，想来也已经过去了不少的时候，所以我听他们奏得已很不差了！
袁世凯因为自己是军人出身的缘故，所以特地故意的把这一次接驾的种种仪式，使之尽量的军队化；除却这一队由二十个少年军官所合组成的乐队之外，他还调来了大队的军马，一律顶盔贯甲，端端整整地排列在距离月台约百码左右的所在，向太后遥拜。我真不知道袁世凯要他们来做什么？若说是给太后检阅，却不见正式开操；若说是来保护太后，那也无须如许之多，或者可以说他们的数量尽多，但他们有什么能耐，可以保护太后呢？若说是为着要向太后行礼致敬，那末他们又嫌站得太远了，无论他们磕多少头，太后永远也不会看见。
在这种盛大而庄严的集会上，关于乐队应奏保种乐曲的一个问题，当然必须先于事前排定的。照东西洋各国的习惯讲，逢到有这样类似的礼节，第一套歌曲，必然是该国的国歌。那末就请袁世凯的乐队奏一支中国的国歌吧！但是抱歉的很！那时候的中华帝国，实在从不曾有人理会过国歌是一件什么东西咧！因此，当我簇拥着太后从车上走下月台去的时候，那一班铜乐队竟奏起《马赛里斯歌》来。《马赛里斯歌》便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歌。别的人虽然不知道，可是我和我的妹妹两个人，却早已听熟了，不禁暗暗好笑起来。不过当场却不能直截了当的向太后说明，伊知道了，也许就会教人把那二十一名西乐家（连那队长在内）拖去砍头的。直到后来隔了好几天工夫，我才从无意中提起这一件事来，并且向伊建议，凑早教那些闲得无事可为的大臣们制定一支中国国歌，以免再有这种类似的笑话闹出来。太后听了，很表赞同；但不久又忘怀了，所以一直到满清帝国覆亡也不曾有过一支国歌。
太后当时既不曾知道那一班乐队所弄的玄虚，——用法国的国歌，来欢迎本国的皇太后。——而且还是初次得聆西乐，心上竟觉得非常高兴。待他们把那支《马赛里斯歌》奏完之后，伊就特地教李莲英亲自了马，走去把那所有的乐器，一件一件的取过来，让伊自己去反复的验看着。同时还教李莲英辗转的去询问那乐队长，关于这些乐器的名称，来源，和用法等等的问题。伊虽然是一个纯粹的外行，但伊所发的问题却都很得当，使那乐队长不得不一一从详答复。
奏乐便是这一次接驾大典中的第一个节目，这个节目过去之后，拉着便是各官员纷纷献宝。所谓献宝便是各将自己所备的东西当面贡呈给太后收用。因为臣下贡献什么礼品给皇上或皇太后，乃是一种公开的，而且是必须的报效。不象此刻一般号称“国民公仆”的官僚们，虽然一样也要收受贿赂，但往往鬼鬼崇崇的惟恐人家知道；一私一公，比较起来，真不免令人有今不如昔之叹了。可是就他们做官的本身和利害而论，公开的献宝实在更比私下的行贿来得创巨痛深，大有“十年搜括，一旦皆空”之苦。因为送的东西一经公开，不但已成众目昭彰，而且当场就能比较了好丑来，所以官做得小些的往往为着要端正献给皇上，或皇太后的贡品，而致尽倾十年来宦囊之所积。
所以归根结底，这种习惯，毕竟也是弊政之一。就象这一次太后坐着火车上奉天去，路过天津，实在只是一桩小事，接驾虽说是一种尊重的意思，似不可少；但太后本身既没有什么要庆可贺之事，做臣下的何必又要献什么贡品呢？但那天在月台上跪着的四十多们官员，却个个都拚性舍命的购办了许多最好的东西，带来献给太后，一个也不敢少。
要把东西献给太后，自然也不能象寻常人家的馈赠一样的送到了就算数，他们必须依着官衔的高下，逐一由本人把东西捧着，或由他们的亲随代他们捧着，送到太后面前来让伊验看过了才教太监们收下。这一次在天津月台上轮到第一个献东西的自然是袁世凯。他弯着腰，眼睛注视在地上，但神气还是很倨傲，他先朗声向太后奏道：“奴才蓄有鹦鹉一对，乃是特地打发人从印度那里觅取来的，为的是要贡献给太后赏玩，以见奴才一片孝心。”一面说，一面他向一个亲随的挥一的挥手，这个人便立刻捧来了一对毛片分红绿两色的鹦鹉来。鹦鹉原是一种很美丽的鸟类，这两头虽然不敢确信它们实是从印度来的，但似乎的确更美丽些，更特别些；它们并不用笼子装着，只在脚上各扣着一条绝细的镀金的短链，让它们并肩枉息在一支式样很好看的树枝上。在这树枝的两端，各有一个白玉琢就的小杯装着，本子里分装着清水和食粮，以供它们吃喝。皇太后一见这件特殊的礼物，心上似乎十二分的高兴；伊还嫌看不清楚，又孝李莲英去接了过来，捧得约莫离开伊两三尺远近，伊这才可以细细地端详了。其时，我们都不由暗暗在好笑，以为这两头鹦鹉只是一种很平常的鸟类，竟值得太后高抬贵眼，如此郑重的去赏鉴它们，未免过于重视了！不料二三分钟之后，它们立刻就显出了它们的特长来，以致于使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原是那两头中的一头，突然用用极清脆的间调，高叫道：“老佛爷吉祥如意！”
这一叫，竟把所有的人全颠倒了！尤其是它的咬字正确清脆，听去真象小孩子的说话一般无二，更教人万分诧异。岂知正当群人窃窃私议，惊讶不止的当儿，那另一头忽又喊道：“老佛爷平安！”
我想袁世凯为着要使这两头小鸟喊出这样清晰的字句来，必然已花了不少的心血，至少限度，必然已教惯养鸟的人，代他花过了不少的心血了！否则就是会叫，也不能象这样的恰好在适当的时候叫起来。但是不久就有人告诉我，袁世凯实在只费了半年工夫，便把这两头鹦鹉调教好了。他原想亲自带上北京来进贡的，后来知道太后此次出巡不久将路过天津，他便特地留下，故意要在万目睽睽之下，显一显他的心思的灵巧，以博太后一笑，其实普通的一般惯于养鸟的人，都能够使它们喊得象这样的清楚，便是要它们什么时候喊，什么时候不喊，也不是怎样值得令人钦佩的好本领。不过太后听了，总道是十分难得的，驵上不由透出了得意的微笑来。可是唯有一个，却绝对值会受这两头小鸟的影响，他不定期是直挺挺地站着，脸色灰白得象死人一样，耳朵里似乎塞上了什么东西，全不曾理会那小鸟所喊的是什么字句——这个人便是光绪！
袁世凯献过东西之后，别的官员也即依次各把所备的献上来，端的是百货杂陈，美不胜收；如其要一一记出来，非得特地备一册草账不可。而其中有大部分乃是吃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都是生的，因为数量实在太多了，如果全烧熟的话，便容易腐坏了。
现在让我把这到站接驾的四十位官员的底细叙一叙：第一位是总督大人，就是袁世凯，他有权可以统辖直隶全省山东，河南各处的军队，因为他掌握着这样强厚的实力，所以无论在名义上，或实际上，他总是站在一个领袖的地位上。以下是抚台，专司一省的民政；再次是藩台（布政使），就是掌理全省财政的人；还有臬台（按察使），他的任务是专司审理一省以内的刑诉事件。这四位虽然很明显地被指定分掌军，民，政，法四种不同的政务，但彼此间的权责，却并没有怎样清楚的界限划定，往往可以互相干涉或互相推诿。不过这些也管不得他们了！总之，在这四十位官员中，他们四位，都好算是最高级的长官了！除掉他们而外，再轮下去，就得让道台称尊了。那时候的一个省分，每划分为几道，一道有一个主持的长官，便是所谓道台。论他们的官级和地位，都和如今各特别市的市长差不多，但严格的讲起来，则又完全不同；因为如今的市长往往要直接和人民接触，那时候的道台，却绝对的不屑顾问民事，他们认为人民是最卑贱的东西，要如一个做大官的人再去直接和民众接触，便是一桩很丢脸的事情，因此把管理民众的责任，一起都卸在隶属于他们的州县官的身上，即使有特别勤于工作的，也只拣几件比较重要些的事情问问而已。
在直隶一省之内，中外还有七位官级和道台相等的官员，他们的人数虽然也有七人之多，但他们的任务却是十二分的简单，一般只是管理鼓铸银币的一件小事，统称为造制厂总办。
而且这并不是说因为他们对于鼓铸银币有什么特殊的研究或经验，所以请他们来指导或监督的，只是因为他们要做官，他们的父兄或亲戚，便教他们随便来客串一出了。
这些官员中还有二个更特别的，一个唤做僧纲司。一个唤做道纪司，他们的地位，也和道台相等，可是他们的任务，却和外国的主教差不多，他们所管的只是寺院和僧道。如其朝廷或督抚大人要起建什么盛大的醮台，便由他们出力主持；如其僧道方面有什么不守清规或礼神不虔的行为，便由他们查明究办；如其敕建的什么大寺院有房屋坍毁，佛像剥落的情形，便由他们随时派匠修理，使不失其原有的庄严相；如此，这位大官便可告无罪于国家了！总括的说一句：这些大官简直个个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浪人；整日夜但知穿着得富丽堂皇的在人民面前装模作样；一面坐享大额的俸给，一面还需要拼命的搜括民脂民膏；而且往往自命不凡，骄傲无比，都把所有的政务，悉数责成他们的属吏，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太后的脾气原是很欢喜调换新鲜的和特别的口味的，自从袁世凯的一班西乐队在伊面前初次出现的一刹那起，伊就觉得这些玩意儿怪有趣；再听他们奏了一曲《马赛里斯歌》之后；越发觉得闻所未闻，禁不住有些手舞足蹈起来。因此，伊便绝不客气的向袁世凯借他们一用，要他们随驾同赴关外：袁世凯当然是求之不得，立刻就吩咐那二十一位少年军官收拾好应用的东西，爬上那一列兵车上去，准备出发。太后知道我对于西洋音乐也还略窥门径，至少比别人内行些，因此就教我在伊每次想听他们演奏之前，负责去和那乐队长接洽，如选择歌谱，指定某种乐器独奏等等。那乐队长自己是一个功夫很深的钢琴家，不能说得好一口流利的德国话，在那时候，也好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