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1287―1359年）是我国元朝末年杰出的诗人和画家，诸暨郝山下（今属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人。清代作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他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勤学苦读、品性刚正的人物形象，他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王冕试进士落第后，曾北游大都（现北京市，元代京城），不久南归，预感“天下且大乱”，便隐居九里山，辟地为园，植梅种粮，在此度过晚年，并进行了大量的诗画创作。可这“九里山”究竟在何处，则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现在江苏省铜山县北的九里山。此地是一处名胜，相传为秦末  刘邦  (《千古之谜》人物)和  项羽  (《千古之谜》人物)交战的地方。王冕从京城回故里诸暨后，便挈妇将雏到那里隐居。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历代诗歌选》的编者就持这种意见。有的则承袭清初文学家朱彝尊的说法，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云：“隐会稽（今浙江绍兴）之九里山。号煮石山农，命其居曰竹斋，题其舟曰浮萍轩，自放鉴湖之曲。“关于这一点《诸暨县志》也有这样的轶事记录：“元末    刘伯温  (《千古之谜》人物)  (《千古之谜》人物)见西湖云起，知为天子气，应在东南。微服游江湖间，先至会稽王冕家，与之闲行竹林中，潜令人放炮。冕闻响而惊，叹曰：胆怯。”然而，新的观点否认了上述两种说法。认为王冕的隐居地应是现在诸暨县境内枫桥区的九里山。其理由为：首先是别号和山名的契合。王冕，字元章，别号很多，其中有一个是“煮石山农”。而《诸暨县志。山水志》云：九里山，一名煮石山，在县东50里。再从他的同乡好友张辰的《王冕传》看：王冕最后是明大将胡大海从诸暨向绍兴进兵过程中顺路发现的。诸暨境内九里山近处的“营盘”，就是胡大海安营扎寨后留下的村名。如果说是绍兴的九里山，从地理位置考察，则既非顺路，发现的可能性也不大。此外，离元朝600多年后的今天，在诸暨王冕隐居过的地方，犹存“九里”、“营盘”等地名，且还有着不少传说，如有一山涧水库，现叫“王冕大塘”，相传为他所建；现尚存其遗址的“白云庵”，也称是王冕所筑……。以上三种说法，孰是孰非，目前尚未定论，然王冕生前有无在朱元璋那里做过“谘议参军”，则又是一个待揭之谜。肯定者，以《明史》、《明通鉴》，及宋濂的《王冕传》为依据，认定王冕晚年有出仕意图，也做了官。《明史》载：“尝仿效《周官》著书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太祖下婺州（今浙江金华），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谘议参军，一夕病卒。“《万历绍兴府志》记得更详细：”太祖取婺州，遣大海攻绍兴，屯兵九里，居人彷徨奔避，冕独不动，后执之，则曰：“我能为若师出奇计。’乃与俱见大海，告以攻城之策。太祖闻其人，召与语，颇合。”《诸暨县志》记载有这样的轶事：“绍兴儒士王元章，能作梅，来金华见太祖，优待之，曰：”我克绍兴，著尔做知府。‘赐衣服遣回。“但是，持否定意见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王冕被捉到胡大海那里后，他秉义直言，大海见其才学非凡，拜而请策，并一面随军把他抬到绍兴兰亭附近的天章寺，一面向婺州朱元璋请示授官与他，可第二天王冕即病，数日卒。朱元璋有可能授“谘议参军”之职，但不管怎样，王冕都没有受。死后，他被葬在绍兴兰亭之侧，胡大海题碑“王先生之墓”。明代绍兴徐文长拜过此墓，并题《王元章墓》诗一首：“君画梅花来换米，予今换米亦梅花。安能唤起王居士？一笑花家与米家。”这样看来，王冕根本没有到婺州，更何从见到朱元璋并做了官？朱彝尊这样认为：《明史》、《明通鉴》都是由于宋濂《王冕传》误传而造成的，他之所以重新为王冕作传，主要是为了纠正他们这个看法，供后代的史官选择。再从王冕的品性来考察，他不求功名，蔑视利禄，宁愿过那种“松根坐卧尽忘年，足迹何曾入官府”的隐居生活。他喜欢梅花，喜爱梅花的高洁，他也善画梅，常题诗画上，《梅花诗》一卷就是他最好的自我写照。王冕一生中曾有许多人欲荐他为官，都被一一拒绝。如在地方上，有人欲荐他为绍兴府吏，而他则怒道：“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牍庭下备奴使哉！”在北游大都时，同样有人多次欲荐他为朝官，可他都断然相拒，且壁张梅花图，笔题梅花诗：“和靖门前雪作堆，多年积得满身苔。蔬花个个团冰雪，羌笛吹他不下来。”表明了自己决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胸襟和豪迈孤傲的性格。后人特别称颂他的就是这一点，如清代画家朱方霭《画梅题记》诗：“画梅须高人，非人梅则俗，会稽煮石农，妙笔绘寒玉。”高度评价了王冕的人品和技艺。退一步讲，如果王冕真有为官思想，他也不会到朱元璋那里去，他希望自己遇到的是“明主”，而他对农民起义是很不理解的，认为是“大乱”，这在他的诗歌中都有所反映。因此说，王冕不可能到他认为是乱军的队伍去任职。另外，在诸暨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朱元璋请王冕为官，他则以出家相拒，扩室改名曰白云庵。总的说来，倾向于王冕不为官者要比为官者来得多，这种否定观点主要出自张辰和朱彝尊的《王冕传》。当然，到底哪一种意见正确，还需人们作进一步的探究。（周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