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先生《水浒》中，就梁山人物有名姓者写110人。其中两人最后不见于石碣，那就是梁山第一任大头领王伦和第二任大头领晁盖。王伦是个不第秀才，因东京考试落第，没奈何走上梁山的。此人在全书里笔墨不多，仅出过两场，一次是豹子头林冲逼上梁山；一次是晁盖等7人劫生辰纲后投奔梁山。两次上山虽不同时，但两次上山都点出了王伦的缺德、少才、无智，而又处处妄大自矜，妒贤嫉能。从此，王伦形象就成为心地狭隘的形象符号，成为落第秀才、小人得志的写照。萨孟武认为，“王伦因落第而竟落草，这可视为‘穷则发奋’的证据。然而秀才配做甚么事？所以得到梁山泊之后，就心满意足，只求保守，不求进取，连一个林冲还不敢收留，哪里配收罗天下英才，出来逐鹿中原。这可视为‘舒则苟安’的证据“（《水浒与中国社会》，岳麓书社1987年11月）。有诗为证：“独据梁山志可羞，嫉贤傲士少宽柔；只将寨主为身有，却把群英作寇仇”（汪远平《水浒拾趣》，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梁山泊必须摒弃王伦这样的小人，结束王伦独霸梁山时代，它才能兴旺发达、四海归心。人们都认为施耐庵把王伦这个角色写活了，这是一个极为成功、完臻的形象。这一形象有无借鉴和依据呢？有人认为，施耐庵把王伦作为梁山的人物是有来由的。华山说：“我认为这可能就是暗射庆历中王伦一伙的起义军首领”（《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11月）。《宋史》中是确有王伦其人其事的。“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虎翼率王伦叛于沂州（山东临沂）。七月乙酉，获王伦”（《仁宗纪》）。据欧一一修说，这次暴动还是有声势的，“近闻沂州军贼王伦等杀却忠佐朱进，打劫沂、密（山东诸城）、海（江苏海州）、扬（江苏扬州）、泗（安徽盱眙北）、楚（江苏淮安）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比至高邮军，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字号，其王伦乃衣黄衫，据其所为，岂是常贼？”（《欧一一文忠公集》卷九八）“昨王伦暴起京东，转攻淮甸，横行千里，旁若无人。既于处处无兵，须自京师发卒。”（同上，卷一百）这个王伦，起事于山东，人员也不过二三百人，可是他的一大特点就是穿黄衫等犯禁物，而且提出“天降圣捷指挥”，是彻头彻尾反叛宋王朝的好汉。因为施耐庵是极其鄙视小兵王伦其人其事的：他不能“替天行道”，像宋江那样一心为了“招安”。施耐庵把仁宗年间造反的小兵王伦借用为他小说中的和林冲、晁盖唱对台戏的角色，“或许因为他是个聚众起义的首领，与宋江、晁盖有些相象，所以《水浒传》作者不管年代先后，也把他扯进了梁山泊去了”。（何心《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而他更深沉的用意，是因为小兵出身的王伦“在封建正统观是非伦理的丑角。施耐庵将此名移植于梁山，并冠以唐人传奇所贬的妖一精一绰号‘白衣秀士’，可见他对触犯甚至反对朝廷的是没有好感的。”（珠马《〈水浒〉否定王伦，其实是否定农民革命》，《社会科学报》1992年8月6日）看来，施耐庵是很讨厌“王伦”这个名字的。有人根据王伦起义的全部史料，认为“王伦起义前于宋江，活动地区大略相同，起义经过两者亦极相似。这便是《水浒》作者所以把王伦送上梁山泊的可能理由”（华山《宋史论集》）。但也有人认为，此王伦起义时间短促，参予者亦仅几百人，把他塑造为梁山泊的王伦，是有可能；但那个“南北宋之间，另有一个王伦，做过宋朝和金邦的议和专使，《宋史》有传，这个与《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似乎更无关系了”（何心《水浒研究》）。但也有人认为，施耐庵“是别有匠心的。在他写作前，见于本本，宋朝就出现过两个王伦，一个是胡铨上奏请斩的王伦；此人乃东京无赖，靠三次使金，成为官场红人。虽非强盗，但却为宋元正人君子视为奸佞者”（珠马《〈水浒〉否定王伦，其实是否定农民革命》）。由此看来，施耐庵鉴于人们厌恶“王伦”这个名字，就采用形象思维中的王伦了。《水浒》是否以历史上实有其人的王伦，作为书中心肠狭隘的特有符号，还待于进一步认识。（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