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止观法门》的作者慧思（515―577年），元魏南豫州汝一一郡武津县人。15岁披剃出家，20岁受具足戒，勤奋好学，通达三藏。他一生主要时间是花在研究和讲说《大品般若》、《法华经》等大乘经典上，数年间竟诵满《法华经》1000遍，受到人们极度钦敬。据《高僧传》卷廿一说：“因读《妙胜定经》，叹禅功德，便尔发心，修寻定支。”从而使他由教入禅，走上了禅教并学、止观双修的道路。他给后人留下了《四十二字门》、《随自意三昧》、《立誓愿文》、《三智观门》等著作9种，影响颇著。但其中的《大乘止观法门》却颇有争议，有肯定慧思所著，也有疑为伪作，聚讼争议，迄今尚无定论。《大乘止观法门》共两卷，深入解释止观二门的一精一义。在宋以前的僧传及经录都无此书的记载，国人无从得见。据遵式在该书序言中说：“我太师惜之无闻后代，从大悲心，出此数万言，目为《大乘止观》，亦名《一乘》，亦曰《曲示心要》……噫斯文也，岁月遥远，因韬晦于海外，道将复行也。果咸平三祀，日本圆通大师寂照，锡背扶桑，杯泛诸夏，即登岭，解箧出卷，天竺沙门遵式，首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冠首序，出俸钱模板，广而行之。“据此可知，本书曾流失海外，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才由日僧寂照将书授予遵式，又20年后，才在天禧四年（1020年），由朱出资刊印此书，从此流传国内。著名佛教史学家汤用彤在《隋唐佛教史稿》中说：《大乘止观法门》“引《起信论》频多。按《起信论》出书约在慧思晚年，《止观法门》一书，恐非思所作，此日本僧人早有言之者”，因而否定慧思所著。但据方兴先生考证：《起信论》译出年代，约在公元550至554年之间，此时慧思正当盛年，约为36岁到40岁左右，活动频繁，在光州大苏山一带讲说摩诃衍义，可证汤的所谓《起信论》译于慧思晚年之说不能成立。至于所谓日本僧人早有言之者一事更不足取，因为日僧宝地房证真在其《三大部私记》中早已逐条批驳，论证确凿。佛学家吕在其遗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说：现在的慧思著作里有《大乘止观法门》，完全依照《起信论》的说法结构而成。从它的文义上看，当然是后人托名伪作，但是将慧思的议论和《起信论》联成一起，就思想脉络说，也并不是没有由来的。吕主张《起信论》是粱隋之间人依据魏译《楞伽》而伪作的，并依前述汤先生所说出书约在慧思晚年，当然从而否定。学者郭朋的态度颇不明朗，他在《隋唐佛教》中认为：因为在这部书里，也谈了“真如受熏”、“阿黎耶识”等属于《起信论》的思想内容，所以在佛教史上，曾有人认为它不是慧思的作品。虽然从有关史实推之，也有这种可能，但是这里姑且还是把它当作慧思的著作来对待。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怀疑论调。在《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所收的石峻等先生的文章对该书举出如下三点理由说：（一）《高僧传》、《大唐内典录》和《开元释教录》等书均未收录，而在国内又早已失佚，直到宋咸平年间才从日本传入，其真伪的疑点颇多；（二）慧思主禅定，认为一切智慧皆从禅定生，而《大乘止观法门》却主张定慧互生，理论体系自相矛盾；（三）慧思的主要著作如《诸法互诤三昧法门》、《法华经安乐行义》等书中，都未涉及到《大乘起信论》的思想，而《大乘止观法门》却揉合了天台教观与《大乘起信论》中的阿黎耶识与染净二法等思想，显系思想观点不同的他人所撰。因而断定：“此书伪造的可能性很大，不能当作慧思的著作来对待。”在一片否定和伪造声中，史学家任继愈却中流砥柱，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明确地表示：“或疑此书为伪作，作者认为此书可信”，憾其未作进一步说明。学者方兴的态度最为坚定明朗，他从理论和史实全面地列举理由批驳石峻论点说：（1）慧思著述该书时的思想已由龙树的实相论转变为马鸣的缘起论，故不为当时盛行的智天台宗学者所接受，因而不合时宜不能广为流传，《续高僧传》等诸书也就不予著录，这是不足为奇的；（2）慧思所说一切智慧皆由禅定生的理论是针对江东的论师轻视修持、诋毁禅定的行为所作出的批判，故把禅定的作用提到绝对高度。实际上，他在修禅过程中，处处突出“观身本”、“观心身”等“观”字，而观即慧的异名，也即是在观上狠下功夫，才能由定生慧，他的思想并无矛盾；（3）慧思后期，与《大乘起信论》译者真谛三藏互相参访，因而思想逐步接受《起信论》的观点而反映在《大乘止观法门》中。方兴认为：印度人的作品，也有不少是托名伪造，即使译过来，也难以保证其正确，而中国高僧如智、法藏等人的著作的质量不一定比印度人差。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大乘止观法门》对天台宗性具、性恶的思想，禅宗无相、无住、无念思想的形成，都有着直接的影响，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总之，有关《大乘止观法门》的真伪问题，目前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有待于研究工作者进一步探索。（董健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