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玻璃发展史上，有以下记载：“何稠，字桂林……父通，善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一精一微。”“开皇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寻加员外散骑侍郎。“（见《隋书。何稠传》）大凡研究我国古代玻璃发展史者，一般都很熟悉这段记载。近年来，玻璃、陶瓷史学者对《隋书。何稠传》前段引文均有新论，都肯定何稠在这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不过，人们对隋初何稠“以绿瓷为之”的含义却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何稠制玻璃的记载”。（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另一种看法是，“何稠是以瓷仿玻璃，而且仿得非常逼真”。（周庆基《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隋朝南北统一政局的实现和日益巩固，使刚刚结束了戎马生涯的隋代最高统治者，追求奢侈生活的欲望日益膨胀起来，于是，身居“御府监”、“太府丞”的何稠，在奉命仿造波斯锦获得成功之后，又奉旨进行组织玻璃生产。何稠是中亚何国人，出身于一个一精一通西亚技术的粟特人家庭中，这对其后来的研制国产玻璃生产技术产生了极大影响，促使其以西亚技术和我国传统技术相结合。文献记载，何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一精一微”，又“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正因为他具有这些优越的主客观条件，使他能够审时度势，从国情出发，作出符合实情的抉择，并能有效地组织力量予以实施，这就是他仿造波斯锦和绿瓷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我国古代，无论是“瓷”还是“琉璃”（玻璃），都有悠久的发展史，隋唐时期，古人对这两种物质的特征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分辨。“瓷”是在高温条件下于胎面施釉烧成的器物：“琉璃”则为无胎透明体。这两者的性质和特征都有很明显的差别。这些从两者的命名亦可看出。“瓷”字最早见于文献是魏晋时代潘岳的《笙赋》：“披黄苞以授甘，似缥瓷以酌T.”这里的“缥瓷”即指器表施有青白釉或黄釉的早期青瓷。而“琉璃”、“壁琉璃”、“绿琉璃”等名称，在《汉书。西域传》中即有出现，直到唐代以后才开始多称为玻璃。由此，而形成了第三种观点。即认为将“稠以绿瓷为之”解释为何稠“能制作琉璃器”缺乏说服力，因为到隋唐时期，古人绝不会将“瓷”与“琉璃”混为一谈。如《北史》，《隋书》有关载文中将“琉璃”和“绿瓷”相提并论，便是一个证明。所以将“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理解为“绿瓷”是何稠“将西亚玻璃技术与我国传统玻璃技术相结合”的“结晶”，在公元5世纪前后，我国古代玻璃工艺的发展已进入兴旺发达阶段。可是到隋“开皇初”又落入“久绝”之境，究其根本，出现上述现象，除当时北方制瓷业的发展，瓷器部分地取代了若干玻璃用具的总趋势的影响之外，还与北朝晚期社会政治状况给当时玻璃工艺发展带来的冲击有关。考古材料证明，北朝早期出土的玻璃器皿较多，如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出土的北燕罗马玻璃制品碗、杯、钵残器座等，河北定县塔墓出土的北魏钵、瓶、葫芦瓶等玻璃器皿，宁夏固原县李贤墓出土的萨珊玻璃碗等，地域分布深入到河北、辽宁等地，既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形状多种多样，有碗、杯、鸭形注、瓶、钵及残器座等，可见当时玻璃工艺发展的兴旺。北魏以后，我国北方先后形成了以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对峙的政治格局，致使北方的经济和对外交流遭到削弱和阻隔，这时玻璃工艺也深受其害，这个时期，出土的地下玻璃器皿数锐减，由此可推测，北方政治上的分裂是导致玻璃工艺逐渐走向“久绝”之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北周、北齐还发生过两次灭佛事件。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多被历代统治者所崇奉和利用。寺庙的兴建，石窟的开凿，多和统治集团的支持相关。有的寺院还与皇室联系密切，如皇室向一些寺院施舍贡品，其中往往有些珍贵的器皿，寺院因而成为使用和珍藏部分玻璃器皿的重要场所。北朝晚期，  周武  (《千古之谜》人物)帝先后两次发动灭佛事件，致数万寺院被毁，数百万僧人还俗，寺院中财物、器皿被没收，这在客观上遏制了寺院对玻璃器皿的需求，也是影响玻璃工艺发展的一个因素。随着隋王朝统一天下，出现了西域各国“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帝因置西戎校尉以应接之”的盛况，对隋代玻璃工艺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外条件，相继出现西亚玻璃器输入增多，西方钠钙玻璃技术的吸取，并制成了一批国产的成熟玻璃器皿。解放后，我国西安郊区出土的隋代13件玻璃器件，形制绝大部分模仿中国瓷器的传统形式，如管形器、蛋形器、扁瓶等，但在成分上有的已属类似西方的钠钙玻璃，标志着隋代中后期玻璃工艺的水平。但何稠制“绿瓷”，到底是“瓷”，或是“玻璃”，或是“瓷”与“玻璃”的“结晶”物，至今尚无定论。（傅丰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