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文王问太公曰：“君臣之礼如何？”太公曰：“为上惟临，为下惟沉，临而无远，沉而无陷。为上惟周，为下惟定。周则天也，定则地也。或天或地，大礼乃成。”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听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拒；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蔽矣。”【译文】文王问太公道：“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礼法应该是怎样的？”太公回答说：“身为君主最重要的是洞察下情，作臣民的最重要的是驯服恭敬。洞察下情在于不疏远臣民，驯服恭敬应该不隐瞒私情。做君主的要遍施恩惠，作臣民的应安守职分。遍施恩惠，要象天空那样覆盖万物；安守职分，要象大地那样稳重厚实。君主效法上天，臣民效法大地，这样君臣之间的礼法就圆满构成。”文王问道：“身居君主之位，应该怎样做？”太公答道：“应该安详稳重而沉着清静，柔和有节而胸有成竹，善于施惠而不同民众争利，虚心静气而公道无私，处理事务公平正直。”文王问：“君主应该如何倾听意见呢？”太公答道：“不要轻率地接受，也不要粗暴地拒绝。轻率接受就容易丧失主见，粗暴拒绝就会闭塞言路。君主要象高山那样，使人仰慕不已；要象深渊那样，使人莫测其深。神圣英明的君主之德，就是清静公正，达到极点。”文王问：“君主怎样才能做到洞察一切呢？”太公答道：“眼睛贵在明察事物，耳朵贵在敏听意见，头脑贵在思虑周详。依靠天下人的眼睛去观察事物，就能无所不见；利用天下人的耳朵去倾听意见，就能无所不闻；凭借天下人的头脑去思考，就能无所不知。四面八方的情况都汇集到君主那里，君主自然就能洞察一切而不受蒙蔽了。”【例证】君主应“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是本第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古代帝王中，唐太宗  李世民  (《六韬》人物)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出色。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即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叫明君、暗君？  魏征  (《六韬》人物)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紧接着列举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信”则亡的历史教训，证明“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对于君主来说，兼听就会天下大治，偏信就会天下大乱。唐太宗听了“甚善其言”，完全赞同。他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他曾对大臣说：“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正因为认识到帝王“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所以才鼓励臣僚极言规谏。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批评皇帝叫“犯龙鳞”。传说龙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所以历代尽管设有谏宫，但殿廷上往往是鸦雀无声，无人敢冒犯天颜。唐太宗为了让臣僚极言规谏，多次表示，即使是“直言忤意”，也决不加以怒责。每次听取谏言时，总是和颜悦色，态度诚恳。他对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对于敢直言劝谏的人，不仅不加责罚，反而给予奖励。有个人被判死刑，司法官员孙伏伽进谏说，按照法律，不该处死，怎么能滥加酷刑呢？太宗听后觉得言之有理，马上改进，并赐给他价值百万钱的公园。有人认为孙伏伽所谏不过是件小事，奖赏太重。唐太宗却认为，重赏的不是这件事，而是奖赏这种敢于进谏的行为。由于太宗的积极倡导，谏诤乏事蔚然成风。当时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屡见不鲜。上自宰相，下至县官小吏，甚至宫延嫔妃，都有人敢于直言切谏。其中最杰出的是魏征。在君臣相处的十七年里，魏征始终以直谏著称，唐太宗对他也往往是言听计从。魏征去世后，唐大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已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他为此颁布诏令，号召臣僚们以魏征为榜样，做到宣言无隐。“贞观之治”清明政治的出现，同唐太宗虚心求谏、诚意纳谏、知过能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