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现在我们开始讲下论。把下论讲完了再回来讲上论的第十篇，作为总结论。假使将来诸位教后一辈青年，我提供各位意见，可用两个方法，一个是先讲《乡党》，  孔子  (《论语别裁》人物)生活的素描，然后再从第一篇《学而》一直讲下来。或者照我们现在这个办法，讲到第九篇以后，先把它保留，等到以后作结论。同时在这里我们想到，也是以前曾提到的，宋朝开国的宰相  赵普  (《论语别裁》人物)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句名言。因为赵普与  赵匡胤  (《论语别裁》人物)年轻时等于是同学，出身比较艰苦，来自乡间，一生没有好好读过书，后来当了宰相。“半部《论语》”是谦虚的话，表示读书不多，只读了半部《论语》。另一方面，据历史上记载，碰到国家大事或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他都停留下来，把今天不能解决的问题，搁置到明天再解决。有人看到他回去以后，往往在书房里拿出一本书来看。后来他的左右，为了好奇，想知道这个秘密，背地里拿出来一看，就是一部《论语》。其实《论语》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治理国家，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孔门的政治技巧，它讲的都是大原则。本来读书就不该把书上的话呆板地用。通常某一句书的原则，可以启发人的灵感，发生联想。我们小时候读书的经验，遇到不懂的句子，问到老师时，老师说，你不要管，背熟就行了，将来就会懂。我们当时对这种答复，心里很不满意。但背熟了以后，年龄慢慢增加，作人做事的经验多了，碰到某一件事，突然触发了这一句书，给我们很大的灵感，很高的智慧，往往就因此知道如何去处理事情，这是事实。现在了解了上面的道理，开始看这第十一《先进》篇。同时告诉诸位一个经验，我们以前读老书出身的，不是在学校，而是在私塾里读书。读的《论语》，不是现在这样整整一部，是用木刻印在纸上。一篇装成薄薄的一本，每本两三个铜钱，准备翻弄坏了再买新的。而我们当年读《论语》，第一篇就开始读《先进》篇，不是读《学而》篇。素朴的美现在我们讲《先进》的观念，和下面第十二篇《颜渊》等等，等于上论的《学而》、《为政》、《里仁》这些篇章的注解。以实际的例证来作注解，叙述孔子当时师生之间的讨论，以及他自己实地的一些作为。所以还是连贯的。为什么篇名叫《先进》？我们看到上论各篇，几乎都是拿每篇第一句的头两个字来作题。古人许多著作往往同我们现在相反。我们现在写一篇文章的程序，是先构想好一个大体，下面分几章，立好大题目，章的下面再分几项、几点，很有条理地写下来。和盖房子一样，先画好图，搭好钢架，然后水泥一灌就行了。中国古人写文章，完全不同。我们小时候写东西，也都是走古人的路线，大致上没有什么题目。真正抒情的，自己感情思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写完了以后再想一个题目。试看古人写诗，尤其唐诗中李商隐的诗，“无题”特别多。写了以后，没有题目，算了，就叫“无题”诗。不过也不要上当了，有些无题诗，真有题目，只是不好标明；或者作者私人的事情，无法公开，就干脆来个“无题”吧！我们知道论语中《学而》、《先进》这些题目，不见得就是当时编书的人立的，或许是后来的人，为了分篇，就取开头两个字，作为这一篇的题目。此篇名《先进》的意思就是“前辈”。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礼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孔子对此非常重视。在这里涉及文化哲学的问题。他说人类先辈——上古的人对文化开创怎么来的？上古的上古，可能没有文化，同动物一样。人类就叫倮虫，没有毛，不穿衣，倮体的虫，也是一种生物。所以人类原先也没有文化，人类的文化是根据生活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孔子说，先辈对礼乐文化，是“野人也”。原始都是野人的生活，慢慢进化、进化，才有文化的形成。“后进于礼乐，君子也”。他说我们后辈，有了文化以后就不同了。生下来就接受文化的教育，教育得好，有高深的修养，受了文化的薰陶，很有学问，我们给这种人的名称是“君子”。“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假使说到实用上的话，则主张先辈的朴野。这段话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人类的文化是了不起，但是过分的书卷气——在我们老的观念是“头巾气”；现在的观念是“书呆子”，这也可以说对于文化的鄙薄。实际上人类真正的文化，譬如礼乐，是根据内心来的，根据思想来的。真正的诚恳、朴实，就是最好的文化，也是真正的礼乐一精一神。而后天受这些知识的薰陶，有时候过分雕凿，反而失去了人性的本质。如明朝理学家洪自诚的《菜根谭》——此书两百多年来不见了，清末民初，才有人从日本书摊上买回。其书与吕坤的《呻吟语》是相同的类型。书中第一条就说“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涉世，就是处世的经验。初进入社会，人生的经验比较浅一点，像块白布一样，染的颜色不多，比较朴素可爱。慢慢年龄大了，嗜欲多了，（所谓嗜欲不一定是烟酒赌嫖，包括功名富贵都是。）机心的心理——各种鬼主意也越来越多了。这个体验就是说，有时候年龄大一点，见识体验得多，是可贵；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年龄越大，的确麻烦越大。有些人变得沉默寡言，看起来似乎很沉着，似乎修养非常高，但实际上却是机械更深。因为有话不敢说，说对得罪人，说不对也得罪人。假使一个心境比较朴实一点的人，就敢说话了。譬如武则天时代的宰相杨再思，虽然是明经出身，经历多了，作宰相以后，反而变得“恭慎畏忌，未尝忤物。”别人问他：“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他说：“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身。”因此我们了解孔子所谓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也是一样的观念。宁可取朴野的，“朴野”的确更可爱一点。这里我们讲得很简单，但关系很重要，大家可以体会到孔子“宁取其朴素，不取其机械。”的意思。所以世故与经验，加到人的身上，有时候使人完全变了质，并不是一件好事。知人论事下面孔子提出他的学生了。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这时候他的处境很困难，而所带领的一些学生都不离散，大家围绕着他，团结在一起。这是他晚年时候的感叹，他说当时随我在陈蔡之间一起蒙难的学生，现在都不在了。这是他怀念故旧之情。当时跟着他的这些学生，都在某方面有特出的成就，也是孔子门下最有名的几个。孔子评论学生的成就说，在品德方面最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这四个人。在言语方面——当然不是现在的语文系，而是说擅长于说话的，有宰我、子贡两个人。政事则有冉有和季路。文学是子游和子夏。这里的四种，和上论中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等配合起来，就看得很清楚了，一个人的成就，各有专长，全才很少。就以孔子的学生来说，德行好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做事。我们观察人才，尤其在学生里可以看出来，有些学生品德非常好，但是绝不能叫他办事，他一办事就糟。所以作领导人的要注意，自己不能偏爱，老实的人，人人都喜欢，但不一定能够做事。有才具的人能办事，但不能要求他德行也好。所以过去中国帝王，用人唯才，尤其处乱世，拨乱反正的时候，要用才，只好不管德行。我们知道，  曹操  (《论语别裁》人物)下一道征求人才的命令，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文献，他说不问是偷鸡摸狗的，只要对我有帮助，都可以来投效。只有曹操有胆子下这样的命令，后世的人不敢这样明说，可都是这样做。其次汉高祖只有  张良  (《论语别裁》人物)、  萧何  (《论语别裁》人物)、陈平三杰帮他平定天下。其中陈平曾为他六出奇计，在当时只有他和陈平两个人知道。当时汉高祖和  项羽  (《论语别裁》人物)作战，要陈平对项羽做情报工作，而且用反间计，给了陈平五十镒黄金作经费。这时有人向汉高祖挑拨，说陈平盗嫂，是最靠不住的人。汉高祖对这个话听进去了。在陈平出去办事之前，来辞行请示的时候，提起盗嫂的事，陈平听了以后，立即把黄金退还汉高祖，表示不去了。他说你要我办的是国家大事，我盗不盗嫂和你国家大事有什么关系？实际上陈平根本没有哥哥，当然没有嫂嫂，而是别人捏造的，但是他不去辩白这一套，这就是有才干的人的态度。汉高祖非常聪明，马上表示歉意，仍然请陈平去完成任务，这也是高祖英明之处。有些人则会因小失大，往往因为这些小事而误了大事。后来还有一个文学上有名的故事——张敞画眉。汉武帝也是了不起的皇帝，张敞是当时的才子，后来成了名臣。他和他的太太感情很好，因为他的太太幼时受伤，眉角有了缺点，所以他每天要替他的太太画眉后，才去上班，于是有人把这事告诉汉武帝。一次，汉武帝在朝廷中当着很多大臣对张敞问起这件事。张敞就说“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意思是夫妇之间，在闺房之中，还有比画眉更过头的玩乐事情，你只要问我国家大事做好没有，我替太太画不画眉，你管它干什么？所以读书读历史，就是懂得人情，懂得作人做事。有时候一些主管，对部属管得太琐碎了，好像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当圣贤，但办事的人，不一定能当圣贤。我们在孔子的弟子中看到，德行有成就的人，言语不一定成功。而言语上有成就的，如宰我、子贡，在德行上不一定有颜回那么标准。政治有成就的人，气度又与有德行的不同。文学好，文章写得好，更不要问了，千古以来，文士风流。历史上文人牢}最大，皇帝们赏赐几个宫女，找几个漂亮太太给他，多给他一点钱，官位高一点，他就没有时间牢}了。这都是说人才的难求全。但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全才，不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都好的，实在少见。听话的颜回下面就说到德行的问题。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上论中提到过，颜回对孔子讲的话“不违如愚”，从来不违背他的话，好像很笨，而暗地考察，颜回还能予以发挥，而不违背原则，可见颜回并不笨。这和当面唯唯诺诺，背后却不能发挥，或者是发挥了，却违背原则，是有分别的。前者是诚恳，后者是权术。孔子认为颜回对他个人没有什么帮助，说什么话他都听。孔子之成为圣人，就在这种地方。他意思是说颜回认为他说的话都对，但真的都对吗？要多加反省。这句话不以道德标准来说，仅讲个人行为修养，如果一个长官，遇到部下都说自己对，绝对没有反对意见，就要反省自己对的程度。孔子说“非助我者也”，这样对我没有帮助。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一定会有不同的好意见。所以一个领导人，最难处是容纳相反的意见。对于相反的意见我们听了以后，把自己的观点推开，就他的意见想想，也蛮有道理，然后与自己的意见作正反的中和，这种态度是作人处世的高度修养。孔子就有这气度，认为像颜回一样，对自己的话认为句句都对，这样对于自己是不会有帮助的。孝子闵子骞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他说真正称得上孝子的人是闵子骞。大家都看过二十四孝的故事，他的后母待他不好，冬天制棉衣，给亲生儿子用棉花做衬，而对闵子骞却用便宜而不能御寒的芦花，但是他还是很孝顺。后来终于把他的后母感动了。所以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孔子在这里说，闵子骞真正是大孝子，“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最难得的是别人都看不惯他的后娘，看不惯他们兄弟之间悬殊的待遇。而闵子骞对别人打抱不平的话都不听，仍然孝顺后娘，友爱异母的弟弟，这是难能可贵的真孝子。这一点做起来很难，要有自己独立的主见，不听外人的话而变动，实在很难。如曾母投梭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曾参是品德高超的人。有另一个同名的人因杀人被捕，于是有人向曾母说曾参杀人了。起初曾母不相信，照样在织布机上织布。但三个人来告诉她以后，曾母还是丢了织布梭，下机来询问，这就是信心动摇了。母子之间会这样，长官部下之间就更难了。一个长官对于一个部下，有人说坏话，三个人说了不听，第四个人再说而仍然能绝对信任的，不是没有，但很少，这就是说“谣言止于智者”，是很难很难的。尤其讲到闵子骞，很多家庭出了事情，问题不出在家庭本身，旁边的亲戚、朋友、邻居之间，东讲西讲，而导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乃至婆媳之间出了问题。这就必须靠自己有主见。所以孔子说闵子骞的后娘是不好，闵子骞也明知道不好，可是他心里有数，无论别人怎么讲，他都可以不受影响。引申这个道理，就是领导的人，更要注意。古人有句话“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边怀疑，一边又用他，这个问题就太大了，不但误了自己，更误了事情，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这件事也在上论中提到过的。南容是孔子学生中德行很好的，吟诵了三遍《白圭》这篇诗，孔子就将侄女嫁给他了。念念诗，唱几遍歌，就得到孔子侄女作太太。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光唱歌就唱来太太，孔子嫁侄女就太草率了。难道孔子希望侄女婿作歌星？当然不是这道理，而是平常已经考察了南容。《白圭》诗篇的原义，是歌颂白璧无瑕的美德。人有一点瑕疵，就是一生之累。南容因为有《白圭》的志向，有这种品性，再加上孔子平常对他考察的结果，才把侄女嫁给他。才命相妨的颜回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季康子是鲁国大夫，在上论中提到过。他问孔子，学生中哪一位最好学？孔子曾再三提到，只有颜回，不幸他短命死了。另有一种说法，孔子有一次与颜回等学生，一起在鲁国的东门，站在城上看泰山下面的景色。孔子突然问学生们，那远处是什么东西？学生中有眼力好的答道，看见好像有一条白练，很快过去了。颜回就说，是一个穿了白衣的人，骑了一匹白马跑得很快，所以看来像条白练，颜回的眼力太好了。所以后人说颜回读书太用功，视力又过分好，营养又不良，经常饿肚子，因此三十二岁短命而死。孔子对颜回的死是很痛心的，“今也则亡”，现在就没有那样好学的了。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这段故事，也是后人据以攻击孔子的。颜回死了，家里很穷，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商量办丧事。古人办丧事，棺材外面还套一样东西叫“椁”。现代也还有，我们看到出丧的行列，在棺的外面套一个花的“罩子”一类的东西，那就是椁的古制。当时颜路买不起椁，孔子有一辆车子，颜路就和老师商量，想变卖孔子的车子，买一具椁给颜回送丧。孔子说这不可以，你是爱你的儿子，有这个想法。可是当我的儿子鲤死的时候，同你一样穷，有棺而无椁，当时并没有把车子卖了为我的儿子做椁。而且他说自己之所以不能徒步当车，是因为从事政务，常和当时一些大臣往来，不能没有车子。这要有这个体验的人才知道。记得当年在大陆的时候，因为有事，去看一位某省的大员，坐黄包车到省政府门口下了车，警卫多番盘问，还要办一些很麻烦的手续，我怕烦就回去了。刚好一位厅长有事打电话给我，就顺便借了他的汽车，坐着一直进去了，非常方便简单。五四运动以后，有人攻击孔子摆臭排场，一部破车子，既不给儿子，又不给自己最爱的学生。但孔子的意思是说人应该行其本分，就是《中庸》第十四章中所说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贫穷时就过贫穷的生活，不要做本分以外的事。家里没有钱，为了死要面子，向别人借钱负债来办丧事给活人看，这真叫作“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孔子说他儿子死了，没有钱，丧事也办得很简单，有棺而无椁，没有关系。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这是颜回死了，孔子非常伤心的话，因为颜回在所有的弟子中，是最足以传孔门学问的。现在他死了，孔子学问的继承人，也将成问题。难得有像颜回这样可以传道的人了，所以孔子说“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所谓恸，就是非常伤心的意思，颜回死了，孔子哭得非常伤心。当时跟从在孔子左右的学生们说，老师哭得太伤心了。孔子听了以后说，我真的哭得很伤心吗？可是像颜回这样诚恳好学的人死了，我自然是很伤心的。如果颜回这个人死了我不伤心，那么还为哪一个伤心呢？还有哪个人的死亡，会令我这样伤心呢？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颜回死了以后，同学们主张厚葬他，来向孔子建议，但是孔子说不可以，因为厚葬对于颜回已经没有帮助了，而且依据颜回的德行思想来说，他也不会希望厚葬的。可是这件事学生们没有听孔子的话，还是厚葬了颜回。孔子知道以后，就感叹地说，颜回生前一直把我看成他的父亲一样，可是在安葬他这件事上，“予不得视犹子也”。所谓“犹”者如也，犹子就是如同儿子，后世人称侄子为犹子。这里孔子是说在安葬的事上，不能把颜回看得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依平日颜回生活俭约朴素的本性来办。所以他对已死的颜回带点歉意的说“非我也”，这样的厚葬，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你的同学们的意思。孔子的这一个感叹，正是率直坦然的一种表示。讲到颜回，使我们想到古往今来，许多有才而短命或薄命的人物，颇为伤感。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说：“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真是达人知命的论调。不问苍生问鬼神下面问题来了：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关于鬼神，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究竟有没有鬼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一致承认有鬼神，但是，各个宗教承认有鬼神的理论却都不同。在大学里，拿这些不同宗教的理论，集中到一起来研究，关于鬼神的理论也包括在内，放在一起作研究，称作“比较宗教学”。以这种学问态度来看，每一宗教都承认鬼神。此外，唯心哲学也承认有鬼神。唯物哲学是不承认有鬼神的，科学家们则不反对有鬼神，只是保持怀疑的态度，正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前面说过的，爱因斯坦最后信了上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现在科学界对这门科学的研究很热衷，有“灵魂学”、“神秘学”正在积极研究，并且运用科学仪器，如红外线照相机等，来证明灵魂的存在。他们已经有不少发现和记录。譬如人体会发出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光；人坐过的地方，当这人离开后七八个小时，用特种照相机还可以照到这人的影子；对于植物，也认为有知觉有感情。这些研究，都很普通而且很积极。假如有一天科学界的灵魂学，能够以科学方法证明灵魂的存在，灵魂不是一种物质，是一种超物质、超电子的东西。到那时候，人类的文化要起非常重大的变化。现在物质不灭的定律已不成立，物质一定会变、会灭的。目前的科学是质能互变，欣欣向荣的科学，正在探寻生命的奥秘。鬼神问题，在中国文化里也很重要。现在大家都讲中西文化合流，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美国文化不能代表西方文化，它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支流。研究西方文化必须了解欧洲，而欧洲西方文化最初的根源是宗教，所以非研究西方的宗教思想不可。欧洲宗教思想，过去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实际上鬼神的观念，就是中国过去的宗教思想。所不同的是，把祖先的亡魂，与鬼神混在一起。所以鬼神的问题，是研究中国宗教的一个大问题。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在上论中已经提到过“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这里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而是认为先把人作好，再研究鬼神的问题。连人都没有作好，连人都不懂，还想进一步去了解鬼神的事，太远了。“天道远，人道迩。”天道当然不是天文学、太空学这个天道。中国过去这个天道，就是代表形而上的，太深远了。我们活着作人，人事是浅近的。但是我们作了一辈子的人，对于人的事还没有研究透澈，何必来谈那么远的天道呢？这等于他消极的承认有鬼神。而他认为学生们的程度还不够，暂不讨论。所以他答复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个“事”字是作动词用，对于人事问题还没有作好就不要讨论鬼神的问题。接下来和鬼神连贯的有个大问题了：“敢问死？”子路问人怎么死的？大家认为子路的话蛮好笑的，怎么死还要问？但“死”的确是一门科学，人究竟是怎么死的？孔子答得很妙，“未知生，焉知死？”你是怎么生的，知不知道？生从哪里来？一般人都知道是妈妈生的。哲学中“人”究竟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很重要。而每个人都有哲学思想，只因环境或智慧的不同，有人向哲学这方面追下去，有人就不追了。像每个人小时候都发生过一个哲学上的疑问：“我是怎样生出来的？”我们小时候问父母，妈妈告诉我们人是从腋下生出来的，我们还感到奇怪。现在教育普及了，都知道怎样生人，但那只是生理上的解说。生人真有那么简单吗？照生理医学上说是很简单；但在哲学上对于医学界的解说并不满意。医学并没有解决问题。即使是照医学上的解说，我是妈妈生的，妈妈是外婆生，外婆是外外婆生，推溯上去，最初最初的那个人怎样来的？还是问题。人的生命究竟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大问题。究竟怎样死的？为什么要死掉？以哲学眼光来看人生，宇宙是玩弄人的，  老子  (《论语别裁》人物)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可作这一面的解释。天地简直在玩弄万物，既然把人生下来，又为什么要让他死掉？这是多遗憾的事！讲到遗憾，我们又想到哲学上的另一个问题。以我们东方哲学来说，《易经》看这个世界，始终都是在变化中，而它的变化始终是不圆满的。我们这部《易经》从“乾”“坤”两卦开始，最后一卦是“未济”。“未济”也可以说是没有结论的。以《易经》来看世界，任何事都没有结束。人生有结论吗？我们也讨论过“盖棺论定”并不是结论，人死了没有结论。宇宙、历史有没有结论？据科学、宗教、哲学所了解的，宇宙最后还是会毁坏，毁坏了又会新生，也是没有结论。所以人生是一个没有结论的人生，而这个没有结论的人生，永远是缺憾的。佛学里对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翻译成中文就是能忍许多缺憾的世界。本来世界就是缺憾的，而且不缺憾就不叫做人世界，人世界本来就有缺憾，如果圆满就完了。像男女之间，大家都求圆满，但中国有句老话，吵吵闹闹的夫妻，反而可以白首偕老；两人之间，感情好，一切都好，就会另有缺憾，要不是没有儿女，要不就是其中一个人早死。《浮生六记》中的沈三白和芸娘两人的感情多好！其中就一个早死了。拿小说来讲，言情小说之所以美，只是写两三年当中的事，甚且几个月中间的事情。永远达不到目的的爱情小说才美，假使结了婚，成了柴米夫妻，才不美哩！再说笑话，太出来了，又何必落下去？永远有个太，连电灯都不必要去发明了，岂不好！也有人说笑话，认为上帝造人根本造错了，眉毛不要长在眼睛上面，如果长在指头上，牙刷都不必买了，这些是关于缺憾的笑话。这是个缺憾的世界，在缺憾的世界中，就有缺憾的人生。花开得那么好，为什么要谢了？人生，生活得那么好，又为什么要死了？这些都是哲学的问题。这宇宙的奥秘、神奇，谁是他的主宰呢？有没有人管理它呢？如果有人管，这个管的人大概是用电脑计算的。人同样都有鼻子、嘴巴、眼睛等五官，可是那么多的人，却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只看这么一点点，就有那么多的不同。所以人家说人是上帝造的，我说那个制造厂里，大概有时候抓模型抓错了，所以有的鼻子不好，有的耳朵不好。这到底怎么来的？西方的宗教，有的就告诉我们不要再追问，这是上帝照他的型态造了人。那么上帝的型态又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西方宗教说，到此止步，不能再问了，信就得救，不信不得救；东方的宗教，信的得救，不信的更要救，好人要救，坏人更要救；在东方宗教里，认为人生不是哪一个主宰，既不是上帝，也不是神，另外定了一个名称：第一因。第一个因子哪里来的？第一个“人种”哪里来的？印度来的佛教、中国的道教，都认为人不是生物进化来的，也不是由一个主宰所创造的，也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大问题。简单地告诉大家，这个生死问题和鬼神问题是连起来的。东方学说认为光靠男性的一精一虫、女性的卵子两个东西不能够形成一个人。人的形成需要“三元和合”，由男性的一精一虫、女性的卵子，配上灵魂而形成人。现在已有人研究出来试管婴儿，将一精一虫和卵子放进试管里看到他长大，那是不是三元呢？还是三元。一精一虫、卵子在玻璃管里或在人体里成长，是一回事。一精一虫与卵子之能够结合，还是靠一个灵魂的力量来的。人生出后有高、矮、胖、瘦、智、愚之分，不完全是遗传，遗传仅是因素之一，其中另有因缘。因缘的观念，是来自印度佛家的文化。譬如说，我在这里讲《论语》是因，大家在这里听就是缘，双方就有这个因和这个缘。相反的，大家是因，因为有大家在听，我才有机会在这里讲，我就是缘。因与缘互相连锁的关系，就叫作因缘。那么人生下来，有四种因缘，一种是亲因缘：它是种性，（这些问题讨论起来，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完的，只大概提一下。）包括了灵魂的关系，人的惯性的关系，由过去的生命历程带到了现世，又由现世再带到来世。至于父母的遗传等等，属于疏因缘，又名增上缘。何谓增上？一颗种籽，本身是亲因缘，种下泥土以后，因地质不同，吸收的养分不同而变，虽然变了，但它的本性不大会变的。所以西方遗传学所讲的，在我们东方哲学说来，那不过是增上缘的一点作用而已，并不是全部作用。有了现在的生命以后，就叫作所缘缘。何谓所缘缘？如苏东坡的诗说“书到今生读已迟”，人为了今生读书已经太迟了，今日要赶快读书，以便来生的智慧高一点，这也可以做为所缘缘的说明。第四是等无间缘。因缘的关系是永远连续不断的下去，所以是平等的，没有间歇性，永远是转下去，等于我们的银河系统，是永远在转，连续关系转下去。这里大概介绍一下，这是哲学上一个专门的课题，也是科学上一个专门的问题，很麻烦，很一精一细的。我们现在只能约略地讲个大概，这也就是生死的问题。东方哲学还有一个东西讨论，最初的生命哪里来的？东方哲学有所谓“原人论”，原始的那个生命，最初从哪里来的？现在全世界都流行的禅宗——这是中国的特产——其中主要的问题，也是问“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照唯物论的解释“人死如灯灭”，这答案行不行？不能满意。事实上证明，人死不如灯灭。如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灵魂学的调查，有很多的事例证明，譬如说有的人没有死，已经有死的征象。不说远的，就说发生在台湾的事，有位老朋友的老太爷，在他死前三天的早晨，他自己的老太太，就看到她的老伴站在门前往外走。老太太呼唤他不要出去受了凉，但又倏忽不见了。再回到房间一看，老太爷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这时老太太心里知道，老伴快要死了，所谓灵魂先出窍了。果然三天以后老太爷去世了。这种事例倒蛮多的，这许许多多事例，在科学上都还是不可知之数。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我们大家都活到死，死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人正常的死到底是怎么死的？生命的幽默《  庄子  (《论语别裁》人物)》书中有句话妙得很，他说：“不亡以待尽。”这话怎么说呢？意思是我们活在世界上并没有活，是在那里等死。所以庄子又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当一个婴儿出世，我们说生了，但庄子的观念中，那不是生了，而是死亡的开始。自生之时就开始慢慢走向死亡。两岁时，一岁的我过去了；十岁时，九岁的我过去了；四十岁时，三十九岁的我过去了，天天都在生死中新陈代谢，思想也在生了死，死了生。我们一个新的思想生了，前一个思想马上死亡了，流水一样。正如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以庄子说看着这生命活着，没有死，是在等最后的一天。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生，的确是这样。所以有人学哲学，学得不好的，反而觉得人生没有意思，你说搞了半天有什么结论？没有结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缺憾的世界。但是也有人通了的，晓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个缺憾的世界。像曾国藩在晚年，就为他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要求自己有缺憾，不要求圆满。太圆满就完了，作人做事要留一点缺憾。如宋朝的大哲学家，通《易经》而能知道过去未来的邵康节，和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弟兄是表兄弟，和苏东坡也有往来。二程和苏不睦。邵康节病得很重的时候，二程在病榻前照顾，这时外面有人来探病，程氏兄弟问明来的是苏东坡，就吩咐下去，不要让苏东坡进来。邵康节躺在床上已经不能说话了，就举起一双手来，比成一个缺口的样子。程氏兄弟不懂他作出这个手势来是什么意思，后来邵康节喘过一口气，他说：“把眼前路留宽一点，让后来的人走走。”然后死了。这也就是说世界本来缺憾，又何必不让人一步好走路？这里是谈生死问题，孔子并没有作结论。依哲学上来谈这个问题，在这里也无法作详细的介绍，如果像现在这样讲法，一个星期讲两个小时，就是五六年，甚至十年的时间也讲不完。而且谁知道生从何处来？死往哪里去？没有人敢说，没有人敢作绝对的论断。只有在医学上，以科学的观念说，人怎样是生，怎样是死，有生命的延续，就有新陈代谢的作用。可见医学上也认为人随时都在生，也随时都在死，人的身体就和一个小宇宙一样。就是一片树叶，在科学的观念中，比一所核子工厂还复杂，而人体的结构，就有如宇宙一样复杂。譬如我们一餐三碗饭下去，如何的消化，如何的供给人所需要的热能，如何排泄废物，其间的过程是够复杂，也够奇妙的。如果再加上一些寄生虫和那些帮助消化的细菌在内，那关系可就更不简单了。生死的确是个大问题，孔子在这里答得很奥妙，他说鬼神是属于天道的事情，“人道迩，天道远。”人本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怎么去谈那么遥远的天道问题？也就是他说的“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他认为子路他们这批学生，程度还不够，对于生死问题，就难说了。只要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好活下去，尽到活着的本分，先把人作好再说。鬼神问题、生死问题，人类文化上两个大问题，现在再重复一下，让大家注意。世界各国大学的哲学系，各派宗教乃至现在有许多科学，都在研究这两个问题。人类文化到现在，对这两个大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究竟有没有鬼神存在？生是怎么来？死是怎么去？原始的人种究竟怎么来的？当然，我们晓得，现在共产主义的哲学，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一方面是基于黑格尔的唯物辩证法，以及吸收希腊方面的唯物哲学而来的。其次，影响了人类思想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弗洛依德的性心理学。这几种学说，同时构成今日世界人文文化一个大问题的存在，不过目前被物质科学的进步，将这问题掩盖住了，使我们不大感觉得到，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地存在着。生与死问题的研究，现在已经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翻了。新的理论，一部分已经成立——整个的还没有解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可以讨论得完的。《论语》中显然提到这两个大问题，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过现在没有办法专门针对这两个问题，再作讨论，只能在这里作一个交代，将来我们有别的机会，再来研究这些问题。孔门弟子的素描《先进》这一篇，到了这一段鬼神问题与生死问题是一个高一潮，现在继续下来，是对于人物的评论。闵子侍侧，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这是孔子对于这几个学生的评论。“闵子侍侧，如也”，闵子骞是有名的孝子，孔子非常喜欢的学生，孔子观察他，说他讲话很温和，有条有理。为什么讲话那么重要呢？这就好比曾国藩在《冰鉴》中所说，看一个人头脑够不够一精一细，不一定要看他的鼻子、眼睛，只要听他讲话，就会知道。有些人有条有理；有些人说了半天，主题还没有讲出来。一个人处事有没有条理，在言语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闵子骞在旁边是“如也”，温和，有条理，看着很舒服。子路呢？“行行如也”，什么是“行行”？光从书本、知识上，是难以了解的，要配合人生经验，才会知道。  司马迁  (《论语别裁》人物)写《史记》，他自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光读书读多了，不是学问，是书呆子，没有用。还要行万里路，观察多了，才是学问。从前，看到好几位当代的大人物，观察的结果，就懂了“行行如也”这句书，此公说话很简单，但不断在动，好像坐不住一样。这才想到就是子路的“行行如也”。冉有、子贡这两个人“侃侃如也”，这“侃侃”是形容他气度很大，现在的话是很潇洒。对于这几个人，最后孔子下断语：“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他说子路将来不得好死。结果孔子看对了。子路后来是在卫国的政变中战死的，死得非常光荣。前面说过，他是为了赶回为卫国平乱，身受创伤，然后整肃衣冠，端坐而死。在中国历史上，唐、宋、明各代，这种人物很多，战死了以后还站着，尸体绝不倒下来，以致敌人的将领都对他崇拜万分，往往为他立祠建庙，这就与鬼神、生死的问题有关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聪明正直，死而为神。”只要人的品格好，如忠义的人，死了以后就可以为神。我们看见许多庙，大家都去膜拜，里面所供奉的神，就是这一类人所升华的。这一段是由子路的“行行如也”所引起的。“子乐”，描述当时孔子对于这几个围绕在身边的学生，觉得很高兴。可是他很遗憾地深深惋惜子路将不得善终。我们这里也要注意子路的“行行如也”。譬如有些人坐下来会抖腿，在相人术上，这种人有多少钱都会被他抖光，这是一种“败相”，不但钱会抖光，事业也会抖光，实际上也就是“行行如也”的一种小动作。人坐就是坐，睡就是睡，坐有坐相，睡有睡相，走有走相，吃有吃相，前面有相，后面有相，真正看相，太不简单，这是以中国文化中，形名之学作的说明。这是孔子对常在身边几个学生人品修养，表现在外形上的一个定评，虽然是简单一句话，但是很扼要。言语的艺术下面跟着就是说到处事了。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是说鲁国当时财政经济发生问题，鲁国有一个人出任长府，这个“长府”相近于现代的财经首长，不过不能完全和现在比。现在财政经济是分开的，会计也是独立的；过去所谓长府就是管钱的，包括了财政、经济，国税局乃至于审计部，这些业务都集中在一起。换句话说，是管如何收钱，如何用钱。鲁国当时主管长府这个机构的人，大概想对当时的制度有所改变。闵子骞说话了。他说，制度不要轻易变动，还是沿用现有制度，方法变一变就好了。如果变更制度，影响比较大，整个社会又要经过一番波动，才能适合新的制度，不如用旧的制度。你看怎么样？这就是闵子骞说话的态度，很谦虚、很温和、有礼貌，就是上面说的“如也”。他是一位社会贤达，始终不想出来做官，立场超然，所以他说了：“何必改作！”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先不讲外国，研究中国历史，不论社会结构，或者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形态，如果一下子把它完全改过来，在当时几乎没有可以成功的先例。这就是《易经》的道理。天下的事只有渐变，没有突变，突变要出毛病的。这是政治哲学的大道理，研究起来也很麻烦。因此闵子骞当时不主张一时变制度，否则突变的结果，社会要出问题，所以他在客气话以后，下一个结论“何必改作！”这是闵子骞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意见。后来传到他老师孔子那里，于是孔子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里的“夫人”不是太太，“夫”是起语的“语助词”，话还没有说出来，先发的声音。孔子认为闵子骞“如也”，平常老老实实，不大说话的，但是这次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他说话了，而且，说得很有意义，很对！他一说话，就把握住重点。这是赞赏闵子骞。但是，我们不要仅看作是孔子称赞闵子骞的话，而把“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八个字轻易放过，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当处大事的时候，不要乱说，要说就“言必有中”，像射箭打靶一样，一箭出去就中红心，说到要点上去。子路的琴学入门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子路学习鼓瑟——瑟比现在流行的古筝一类的乐器还要古老，有现在普通写字台那样大，有五十根弦，很复杂。“鼓”字，便是敲弹的意思。子路正在鼓瑟，孔子看见，觉得很好玩，于是讲了一句笑话，他说子路啊！他对于鼓瑟，还没有入门呢！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事实的笑话：我有一个学生是学科学的，他原有个外号叫“科学怪人”。这人做事、讲话，什么都是机械化的。后来，住在我家里，我所讲的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东西，还是他记载的，他很有兴趣。他的弹筝，也是机械化。我笑他是科学弹筝，他也不管。但有一点，他做事是很科学的，他开始学筝的时候说，每天只学十分钟，以后就固定化，每天尽管忙，必弹十分钟，不多不少。半年以后，还真的弹得蛮好了。由他的修养，我就感觉到，做任何事情，不要怕人家笑，这也是科学一精一神。他除了“科学怪人”的绰号之外，还有一个外号是“紧张大师”。后来到了美国，有个场合，人家要他表演，他就在很多人面前表演弹筝，一上台，手就发抖。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一种特别的指法呢。常常有些人说，年纪大了，要学什么东西没有时间。我就常拿他这个一精一神告诉人家，一天只用十分钟好了，一年、两年下来就不得了。实际上，我们回想起来，读书也好，学别的也好，很少用超过一天十分钟，连续三年加起来那么多的时间。如果真下这个工夫，无论哪一件事情，都会有成就。子路鼓瑟，孔子也是对他作这样的批评。同学们听到孔子这个批评，对子路就不佩服了。在这里就看出群众的心理是盲从的。这个地方，我们读书就要注意了，真正头脑冷静，任何事情不跟着别人转变，要用自己真正的智慧、眼光来看一件事、看一个人。所以，孔子看到同学们这个盲从的毛病就说，你们也真是太看轻人，我说子路，是勉励激发他的话，实际上，子路鼓瑟的成就，已经进入了厅堂里，不过没有进入内室去而已。“升堂入室”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堂与室不能用现代的建筑格局来讲的，中国过去的建筑，有明堂格式，一般人讲话骂人“你是什么明堂？”过去的建筑，都是四合院式的，中间一个大天井，中间的大厅是明堂，深入明堂是内室，再后面就是后院了。孔子认为子路鼓瑟已经升堂了，不过没有深入到内室，如此而已。我这样说了一句话，你们就轻视他，太不应该，太轻率了。低昂失律的资质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我们都会用的成语“过犹不及”，就是出自《论语》孔子说的话。师就是子张，商就是子夏，都是在前面介绍过的孔门高弟。子贡有一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两个人，哪一个比较好，孔子说子张太过了，子夏不及。现在我们讨论“过”和“不及”这两个词。所谓‘过”，不是过错的过，不是犯了罪，而是聪明过头，有些人脑筋动得快，反应过敏了。有些人拼命研究一个问题，研究得太多了，反而走上一条错误的路子，这就是过。像讲道德，过分了就难免偏差，有一个学生，连我对他都肃然起敬，但也很难相处得自然。因为他的态度太讲礼，太过严肃了。他随时一定端容正坐，可是一身好像僵硬了，从来没有过自然的姿态。他说他自幼读中学时，就读儒家的书，效法书中所说的孔子，所以养成这个样子。我说孔子并不是这个样子，这是宋代的理学家所塑造的形相，太过分、太呆板，这样人生都会感到枯燥无味，这就是过分了。“不及”是有些人懒得用心，对一个问题，想了想：“大概这样”，觉得“差不多了”就停下来，这就是中国人“不及”的毛病。所以人家骂我们中国人“马马虎虎”、“大概”、“差不多”的观念，这都是“不及”。科学一精一神是买酱油的钱，绝不能移来买醋。中国人买酱油与买醋，两样都差不多，马马虎虎，酸咸混淆一起，这就是作人做事“不及”的地方。总之，“不及”则不够标准，或者“过”则超过了标准，都是偏差。孔子说，子张过头了，子夏则是不及。子贡就说，这样应该子张比子夏更好了；因为子张超过了头，总该是好的。孔子说，不见得如此，超过了标准与不够标准，一样都是毛病。我们这里只能讲一个原则，要发挥起来，可举的事例太多太多，作人做事，稍有不慎，都会过犹不及。做得恰到好处，符合中庸之道，才是对的。中庸之道很难做到，现在也有人故意讽刺中庸之道就是马马虎虎，这不是中庸，这是不及，把不及当作中庸，这就错了。季氏富于  周公  (《论语别裁》人物)，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是孔子对于一个学生的申斥。冉求为当时鲁国的权门季家当总务长。孔子说季家为鲁国的权门，财富已经很多了，比周公还多。周公是被封于鲁国的始祖，也是鲁国的国君初祖。季家已经富可敌国了。可是学生当中的冉求，还公然替他设法找更多的钱，还为他加倍的设法搜括，等于是拍季家的马屁，特别为他努力，这就造成财富不均、贫富悬殊的趋势。所以孔子说，这个人不是我的学生，可以开除了，你们可以公开的把他轰出去。这就是孔子对学生品行方面的要求，他不希望他们成为一个书呆子，而要他们能做事，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学问，也是儒家学问的中心所在。儒家四相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汀这也是对四个学生的评论。柴，姓高，字子羔，少孔子三十岁。这评论不一定是孔子亲自说的，是后来门人的记载。其中说高子羔这个人比较“愚”，照现在话来说就是笨，但并不是我们普通说的笨。朴拙一点，举止比较迟缓就近愚，不完全是笨的意思。还有这个“愚”字的笑话，有些学生在外国已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写信回来，往往自称“愚生”，这对于传统文化真是一大讽刺。后来一问，在高中都正式教过的。可见在教育上并没有错，错在自己不留心而已。唐代以后，一千多年来，“愚”字都是长辈对晚辈或平辈间的谦称。例如师长对学生写信，可以自己谦称为愚兄。舅对年长的外甥，也可谦称愚舅。对弟弟，也可谦称愚兄。可是还有人称“愚生”，那就奇怪了。那么，上面称老师，应该对称为笨师了？（一笑）。这是另外谈到写信的礼貌。在这节书里，“愚”的意思是反应迟钝。第二个是“参也鲁”，“鲁”和“愚”看起来好像差不多。像《水浒传》这部小说，非常妙，它包含了社会哲学，也包含了历史哲学，其中人物，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怪物。这一百零八个人各加一个外号，这些外号都有民间的哲理，看起来蛮有意思。如宋江的外号“及时雨”，天旱久了来一场“及时雨”有多好。但“及时雨”宋（送）江，送到江里去了，一点用都没有。又如智多星吴（无）用，也是一样。“花和尚”鲁智深，姓就用鲁，所谓鲁就是鲁莽。他相当粗暴，动辄就打，虽然出家当了和尚，喝醉了连佛像都打掉。可是他的打，是很聪明的打法。盲目地崇拜偶像，并不是真正信仰的一精一神。真正信仰的人，不一定要崇拜偶像，一个真正具有宗教家一精一神的人，并不是一定要有宗教的形态。所以鲁智深的鲁是代表这样的性格。我们说鲁就是笨，这说法错了。鲁是在愚的当中又带点直，而直的当中又不粗暴，慢吞吞的为鲁。“师也辟”，子张比较有点固执，有了学问的人，多半易犯这个毛病，大致文人也多固执，这样看不惯，那样看不起。这里所讲的子张有点特殊的个性，就谓之辟。“由也”，这个“”与“谚”相通，就是土佬，很俗气、很粗糙的相似形态。子路做事比较粗暴，讲话也比较豪放。本篇为什么只提这四个人呢？因为这四个人也代表了人格的四种典型。一般人可以用这四种典型来做一个小的归类；不是这类，就是那类。颜回的空　子贡的有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里提到的两个人，一个是孔子最欣赏的；一个是孔子得他帮忙最大的。这篇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学生们各有他的长处，也各有他的缺点。作一个领导人，对他的部下，一定要了解，每人有长处，也有缺点。再讲一个人生哲学的道理，我们要注意，有人说某某的长处是什么，短处又是什么。如以哲学的观点来说，某人的缺点也正是他的长处，而长处也就是他的缺点。不但某人如此，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长处与缺点几乎分不开的。用得好就是长处。用不好就是缺点。作为一个领导人一定要懂得这一点。如果所用的人，都希望他和自己一样，那这个事业就不要做了。人形形色色，各有所不同，就要养成自己对于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包涵，都能领导，这是很要紧的。孔子这里说，品德最好的只有颜回，具备各方面的长处，差不多已经够得上道德的标准。但是“屡空”——太穷，常常是空的。不过“屡空”这两个字，有不同的解释，尤其学佛学道的人解释更不同。他们解释说，只有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才能常常做到空的境界，对于任何事情，无论得意或不得意，都可以把它丢掉，摆得下。也蛮有道理。其次说子贡不受命，怎么不受命？就是孔子希望他专门为学问道德而作。但子贡的个性与众不同，老师这一套道德学问他绝对接受，可是他生活方式走的路线绝对不同，不太肯走呆板的路线，他去作生意了。他作生意的本事非常大，判断估计不会失败，每次都被他料中。以现在西方社会的情况来说，第一流人才作生意。而子贡的才干实在是不止如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才知道子贡还会作生意。所以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取用《论语》上这里的“货殖”两个字，代表了工商，中间记有子贡。其实子贡不但是工商界了不起的人才，他对于外交、经济等等是样样通。所以我说孔子后半生的生活，还多半靠他维持的。不着痕迹的善人讲了许多关于孔子学生们的评论，下面又转到另一方面了。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问题来了，这几句话解释起来最讨厌。子张问起，怎样算真正的善人，我们人究竟要做到什么样子才能称为善人？这是一个大问题——也真是一个哲学问题、逻辑问题——逻辑就是辨别是非，下一个定义。现在推开一切不管，以纯粹哲学的立场来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很难下一固定标准。同一件事在这个时代是善的，在另一个时代则变为恶的；在这一地区是善的，换一个地区则是恶的；随着时间空间的转变而转变。因此善恶没有固定的标准。所以说作人怎样才合乎标准？西方有西方的礼节，中国古代有古代的礼节，现代有现代的标准。假使现在为了发扬中国文化，穿一件和尚衣服，（也就是明朝的便衣，古代出家、在家人的分别在头发剃光不剃光。）留着西式的发型，再打上一条领带来上课，这是作怪还是爱国？是善的或是恶的？实在很难断定。所以善恶的问题，是道德哲学上的大问题。这里子张问怎样才是善人，孔子的答复“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先照字面上解释，不踏一丝痕迹，也不进入房门，走进屋内。如果照字面这样解释，作善人最好连太太房间都不要进去了。这是作笑话讲。怎么叫“不践迹”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用道家中庄子所说的“灭迹易，无行地难”来加以理解。古人的文字太简单，解说起来又很讨厌。我们只作这样的解释：小偷去行窃，可以戴上手套，手印指印都不留下来，使刑警没有办法侦查，这就是“灭迹”，没有痕迹了。但“无行地难”，人毕竟要靠地来走路，完全不靠地面而能走路，这是做不到的。譬如刚才说小偷把他自己的形迹灭掉容易，但什么是小偷的行地？凡是小偷，只要静下来的时候，心里就会想到，自己偷过东西。这种内心的行地要去掉，就办不到。做了坏事，可以骗遍天下人，但没有办法骗过自己，这就是“灭迹易，无行地难。”由此可知孔子这里的“不践迹”，就是说做一件好事，不必要看出来是善行。为善要不求人知，如果为善而好名，希望成为别人崇敬的榜样，这就有问题。“亦不入于室”，意思是不要为了作好人，做好事，用这种“善”的观念把自己捆起来。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效法儒家的那个同学，站就立正，坐就端坐，点头也不敢稍稍随便，就是被礼捆住了，没有脱落形迹。不要用心守着善的观念。何必为自己树个“好人”的招牌！所以中国人讲究行善要积德。别人看不见的才是，表面的就是化了。不要在人家看见时才做好事，便是德。帮忙人家应该的，做就做了，做了以后，别人问起也不一定要承认。这是我们过去道德的标准，“积德于子孙”的概念，因此普遍留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中国专门说鬼狐的小说《聊斋志异》，第一篇《考城隍》，故事是有一个秀才作梦去应考，主考官是关公，一看他的卷子，就录取了。他的卷子里有两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就是说有心去故意做好事，表现给别人看，或表演给鬼神看，虽然是好事，也不该奖赏。又例如有一把刀不好用了，随手丢掉，而不幸伤了人，实在没有存心要伤害他，那么虽然是一件坏事，也不该处罚。全篇文章都是讨论这两个问题。这本讲鬼、讲怪、讲狐狸一精一的小说，为什么第一篇说这样一个故事？过去中国写小说的人，不是随便下笔的，一套传统的中国文化，道德规范的一精一神，摆得很严谨。《聊斋·考城隍》这两句话，也就是孔子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意思。“有心为善”，作善人故意表示善，就践迹了，是不对的。更有些用“善”的观念把自己捆住了，像信教就信教，一定要表现斋公斋婆或招摇成教徒的样子，便是既“践迹”，又“入于室”。应机施教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有些人讨论问题，讲话非常有理，议论非常一精一辟。但是要了解，听到话讲得对，就是止于话，不要认为此人话讲对了，就是君子，是了不起的人。你看见他态度温和，言谈温和，就认为此人很有礼貌，很有见解，很有才气，这也错了。尤其是言论非常一精一到，或者是文章写得好的，不一定就是君子，也不一定态度庄重就是人才，这是教我们观察一个人，要考验自己，有时候听人家讲的还不算，要有事实的表现。所以有些人看了我的书要想和我见面，我常答说，何必呢？“读其书，不见其人。”多好！倘使见了失望，多么划不来！过去有几句笑话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不过如此。”这又何必呢！下面接连的，便是这个观念的引申：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是孔子的教育态度、教育方法。同时由这一篇书，也反映自己作人做事的一个反省。子路问，听懂了一个道理之后，马上就去做吗？就言行合一去实践吗？孔子告诉子路说，你还有父母兄长在，责任未了，处事要谨慎小心，怎么可以听了就去做呢？另外一个同学冉有也向孔子问同样的问题说，听了你讲的这些道理，我要立刻去实行吗？孔子说，当然！你听了就要做到，就要实践。他答复这两个学生的话，完全不同。公西华听到以后，觉得奇怪了，跑来问孔子说，他们两个同样的问题，你的答复却完全不同，我越听越不懂了。“敢问？”——敢有不敢的意思，这就是说我现在鼓起勇气，要请你原谅一下，请告诉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两种答复？孔子说，冉有的个性，什么事都会退缩，不敢急进，所以我告诉他，懂了的学问，就要去实践、去力行。子路则不同，他勇敢，“兼人”——生命力非常强，他这个人的一精一力、气魄超过了一般人。太勇猛、太前进，所以把他拉后一点，谦退一点。在字面上只看到孔子教育的方法。我们在教育界久了，有时看到太用功的学生，也是劝他多休息、去玩玩，太懒的就劝他长进一些、多用功一点，这大家都做得到，何必孔子？但这只是文章的表面，进一步就看到孔子对学生的培养。首先，我们知道子路是战死的，非常勇敢，最后是成仁的烈士。孔子早已看出他是成仁的料子，所以他说“由也不得其死然”。这句话不是骂他，而是感叹。如果当时孔子稍稍鼓励他一下，可能早就成了烈士，不会等到后来卫国变乱才成仁。所以孔子在这里警告他，你的父兄家人一大堆，要先对个人责任有所交代，然后才可以为理想奋斗。如此，以中和子路过分的侠情豪气。而冉有则是安于现状，不大激进的人，所以孔子不大愿意他出来做事。结果他在鲁国季家，竟然弄起权来了，那么孔子就鼓励他，跳出现实的圈子，要有独立不拔的一精一神。死有重于泰山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这本来是普通的话，记载在《论语》里，是代表孔门师生之间道义的真挚感情。孔子在匡，人家误以为他是货，所以他在那里受包围。后来归队的时候，颜回最后才回来。孔子一看到颜回就说，你把我急坏了，我还以为你这次蒙难死了呢！颜回答道，老师，你还在，我怎么敢先死呢？这流露出孔门弟子对孔子的尊敬，以及道义之情的真诚自然。历史人物典型的塑立下面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了：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这是孔子对于高级干部、领导者，乃至为人事业伙伴者所说的话。孔子在这里有大臣与具臣的分别。中国历史上的高级干部，归纳起来大概有这几种特称：名臣、大臣、忠臣、奸臣、贤臣、佞臣，加上《论语》中孔子思想的具臣等等。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国家高级干部的标准。作历史上一个名臣，真是谈何容易？几千年来，名垂青史，只有  诸葛亮  (《论语别裁》人物)、王明、曾国藩等可数的若干人而已。他们都是名臣，有名望。有些还不一定就是大臣，如  范仲淹  (《论语别裁》人物)等等，可称得上是国家大臣，这更不多了。其他忠臣、奸臣、佞臣等的意思大家都知道的。至于“具臣”，只是够得上做个具员而已。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留名实在不容易！中国历史，自然有个规格，不管当时权势有多大，最后这笔帐是算得很公平的。像清朝皇帝下命令，修明朝的历史，而明朝许多大臣，最后投降满清的，仍然把他们定格为“二臣”。这是康熙下的定论。虽然这些人很忠于清朝，但在皇帝的心目中，他们还是不行，只是二臣。我们也在历史上看到，当李闯打进北京时，明思宗崇祯上煤山自缢，李闯还是很尊敬地向崇祯行礼的。后来满清攻陷了北京，也还是去崇祯陵墓祭拜，好人终归是好人，历史上这些地方，是公理昭然的。把这个观念说清楚了，再回过来说本文。季子然是鲁国人，他问孔子说，请子路和冉求两个人出来做事，他们是不是够得上做国家的大臣？以现代来说，像英国的邱吉尔、日本的伊藤博文，哪个可以说是国家的大臣？季子然是问孔子，这两个学生，可不可以出来做国家的大臣？孔子说，我还以为你问我其他什么特别的问题哩！原来你是问子路和冉求这两个人的事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自己有理想、有主义，辅助一个主体的人，使这个主体的人，向理性的标准、理想的主义、仁道的思想这条路上迈进。假使这个主体的人，不听这种意见，宁可算了，不肯干下去。这是“大臣”为行道而来的风格，不是为地位、为功名富贵、为作官、为待遇而来的。至于你问子路和冉求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确是人才，是具臣、能臣。政治、经济、军事都会；很能干，很有才具，也很有气节。季子然说，这样说起来，如果请他们出来做事，这两个人会绝对服从的！绝对服从，不一定是大臣。所以孔子说，并不是这样，他们是具臣，你如请他做事，他绝对忠实，绝对尽心。要说绝对服从，这服从是有限度的，你如果做背叛道义的事、背叛国家的事、背叛社会大众的事，那他们不来的。假如你杀了父母，乃至叛变，他难道跟着你叛变？跟着你杀父母？这种事他们绝不来的。这就是具臣，虽然只能算是具员，但也要有才能而又忠贞亮节。大臣、具臣的分别，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大概了。孔子虽然是讲大臣、具臣之别，同时也影射了刚才所提的能臣。可见之于《三国演义》——曹操年轻的时候，乔玄曾经为他看相。乔玄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果有好的领导人，跟着做事，会是一个能臣；如果碰到动乱的时代，没有好的领导人，则成为奸雄。就这两句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把曹操一生断定了。能臣与奸雄，往往极难分别。大臣、具臣、名臣之间，说实在的，也很难有一严格的界限。从政与求学下面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子路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子羔也是孔子的学生，前面刚提到的，子路在同学中提拔了他，让他到费这个地方去作地方首长。子路作了这件事，孔子非常不高兴，所以他说“贼夫人之子！”这是骂人的话，而且骂得很厉害，以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简直不是人，你这个小子！”这句话不只是骂子羔，同时也骂子路。孔子骂了以后，子路自然也辩白：“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他说既然有群众，也有地方可以施展抱负，何必要死读书才出去做事呢？孔子说：“是故恶夫佞者。”这个“佞”就是强辩、拍马屁、迷信、自以为是、愚而好自用的人，都属于佞。我们在这一段话上，可以看出几个要点来：第一，宋高宗的话：“宰相须用读书人”，宋高宗为什么这样讲？到底是有学问的人来干政治，会干得很好。据历史学家研究，（这是学者的意见，不能说绝对是对，也不能说绝对不对。）汉代开国，固然有规模，但气度还是不够大，原因就是汉高祖用的只是萧何、张良、陈平等三杰，一共仅三个人。而像萧何是从地方官升上来，一直到宰相，没有远大的开国的气魄。这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因而主张大政治家，要有大的学识，所以子夏也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出来从政，必定要先把学问基础打好；而在从政期间，又要不断增加新的学问、新的知识。这两句话是不能偏废的，我们平常教育界、学术界引用，只引用了一半——“学而优则仕”，当然也有人反对，而认为工作经验也可以产生学问，至于整部的四书五经，也不过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到后来才称它为“学问”。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是接受前人的经验，可是一般人多半是子路的看法——“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拿到了就干，干了再说。所以许多人就主张不怕做错，做错了没关系，再改。这话就有问题，对个人或对小事而言还可以，对社会国家，天下大事，就要十分慎重了。因为那一改，影响太大，这就是读历史、求学问的重要。经常有些中年以上的朋友发牢}，我都劝他们回家读书去。过去的失败，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现在要紧的是，如果我们再回到原来的位置，应该知道怎么做，这就要多读书，对古今中外有深刻的了解，然后拿出一套办法来，不是今日发发牢}，就可以了事的。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来，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一个很严重的偏差，如果扩大范围，拿学术的立场来看，即如今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没有脱离这个错误。那就是几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武人离不了《三国演义》的思想，所谓“纵横天下，割据城池”的个人英雄主义。老实说，我们当年出社会，固然有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热忱，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希望插上野鸡毛，号令天下。至于文人的风格，也始终离不开诸葛亮的鹅毛扇，加上文学家的吃花酒，诸如小说《花月痕》中所描写的境界。所谓名士风流，就是这几十年来中国文风的大概。一直到现在，我们研究今日青少年的问题，如大专联考这股竞争热流中，在他们思想深处，也还是没有脱离这个范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在思想上，纯粹是以国家天下事为己任，为求学而读书的很少。回过来再讲到子路的这句话，也就是《三国演义》型的思想，很多青年都容易犯这个毛病，包括我们自己，当年也差不多。“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再去读书，然后为政？到了自己年龄慢慢大了，人生经验多了，处事多了，然后才知道学问的重要。当然我们讲的学问不是读死书，是经验配合了书本的真正的学问，确是重要。到了这一段，又转了个方向，这是很重要的。研究孔子的思想、孔子的境界，乃至《礼记·礼运》篇中，大同世界的人生境界，就在这里了。力挽狂澜的子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侍坐”，是过去的礼貌，学生晚辈在老师长辈面前，不敢随便就坐，只有站在旁边。这是记载子路等四个高才生站在孔子身边，孔子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大几岁，就认为我了不起，我也和你们一样。“毋吾以也”，不要把我看得太了不起。孔子以这样诚恳的心情自我表白，是一个大宗师的器度，这就是所谓“满罐水不响”了。他又说平常你们在背后说“不吾知也！”认为我不了解你们，假使说了解你们，那你们又将怎样呢？你们把自己的心意，讲给我听听看。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子路的个性，大家已经了解，这位急性子的老兄，听过以后，就冒冒失失地说话了。他说，假使有一个“千乘之国”——这是当时诸侯中大型的国家了，而这个千乘大国，是处在几个大国的中间，在强敌环伺下，又经过了连年的战争，而且内部财政上也非常艰难困苦，不断地发生灾害饥荒。像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交到我子路的手上来，我只要花三年的时间去治理，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每个人都能够站得起来，每个老百姓都知道如何去走自己该走的路，做自己该做的事。子路这个话讲得实在蛮够气魄的，不但有英雄气概，而且有大政治家的气魄。可是孔子听了以后“哂之”，露了牙齿：“嘻嘻！”微微一笑，笑中充分表露了否定的意味。讲到这里，想到一个笑话，那是《三国演义》中（这是小说不是历史，但是中国三四百年来的政治思想，可以说从来没有脱离过《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笼罩。）“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有一天和刘备两人喝酒聊天，那时刘备还在投靠曹操，等于是他的部下。曹操问刘备，天下哪一个算是真正的英雄，刘备当然第一个捧曹操。曹操问他还有谁，刘备就说到袁绍、刘表等等一些当时有权势的人，曹操都一一驳掉了。说这些人都不够资格作英雄，天下英雄唯有你我两个人而已。他说这句话的同时，天上忽然霹雳一声，响了个大雷。刘备不知道被曹操的话吓着，还是被天上的雷声一惊，手中拿着的筷子，都吓得掉到地上了。曹操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自幼在褓姆手中长大，被他们溺爱，所以胆子很小，刚才被雷声吓了一跳。曹操本来最怕刘备的，这么一来，觉得刘备不过如此而已。但紧跟着刘备就设法逃走了。（中国人对这部小说都非常熟悉，不过要注意的，我们不能说小说不是思想，而且在民间发生的影响力很大。小说是代表知识分子的思想，《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的，至少是罗贯中的思想，罗贯中也代表了知识分子。）前几天有个学生看到一篇文章中引用的两句诗，来问我这两句诗的出处，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只好叫他自己去查，后来查到是曹操《短歌行》中的两句诗。曹操父子在文学方面，影响南北朝很大，他的英雄思想影响了几千年，这种思想方面的影响是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所以我常常告诉一些喜欢写文章的作家，要特别注意，万一所写的东西能够流传下去，将来就不知道要影响多少人。所以有人一辈子有很好很丰富的人生经验，还不敢轻易写出来，就是写下来了，也还不敢用上自己的真名字。哪里像现在，为了赚稿费，提笔就写了。现在回到本文，子路答的那段话，当然不是曹操论英雄的那个意思和态度。子路说的话很有英雄气概、具大政治家的风范，但是孔子还是笑他，这并不是笑他的话不对，而是认为他还没有这种能力。谦谦君子的冉求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冉求说话的态度谦虚多了，他说只要方圆六七十里的一个小小的国家交给我，或者更小一点的国家让我来治理，花上三年的时间，我可以使这个国家社会繁荣，国民经济发达，全民进到康乐的境界，这是我可以做得到的。“如其礼乐，以俟君子。”但是社会的经济充足了、富裕了，还不一定建立起良好的文化来，而对于文化根基的建立，这种重大艰巨的事情，就只好等高明的人才来着手了。这是冉求的谦虚词，也是他的老实话。这节书有两个观念：首先，一个文化的建立，的确是不容易。不说大事，就拿小事来说，我过去写了一些学术性的东西，后来想把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我见我闻，写一部小说，就是写不出来。新体小说、旧体小说都写不出来，写写又撕掉，像现在拥有很多年轻读者的作家，我当面称赞他们，他们真是行，我就无法下笔。所以不要轻看了小说，有许多人都是眼高手低，随便批评别人的作品，自己却写不出来，所以一个文化的建立真难。据我的了解，真是所谓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培养一个人才，是要很长的时间的。我曾说过溥儒的画好，是清朝入关又出关之间三百年培养出来的。他在宫廷中所看到的那许多名画，这是别人办不到的。其实他的字比画更好，他的诗比字又要好，这都是别人学不来的。李后主的词我也说过，像他的《破阵子》那阕词：“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阙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的确是好词，读来令人感叹，但里面每一句话都是他的生活经验，是他的真感情、真思想。由他写来，非常容易。如果不是一个做了皇帝又变成臣虏的人，谁能写出这样的词来。这是在文学方面的情形，由文学的培养，我们可看到文化建立之难。其次，我们看看管子的高见“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义兴。”这句话放之于全世界，无论古今中外，都是站得住的。所以谈中国政治思想，离不开管子。再者，透过这两句话，可知社会国家的富强、教育文化的兴盛，要靠经济做基础的；要衣食富足了才会知荣辱，仓廪充实了才礼义兴。所以有人说，最大的是穷人，连裤子都没得穿了，拼命都不在乎，还怕什么？有地位有钱的时候就怕事了。就是这两句话的道理。可见文化的建立，要靠经济作基础。从冉求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深懂这个道理。所以他说，一个小国家交给我治理三年，我可以使它经济基础稳定，社会政治稳定，至于文化的建立，则要“以俟君子”。这就还要等一段时间，乃至要请比我更高明的人来。这是他的谦虚，也是他的真话。冉求已经报告了，孔子又问公西华：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公西华这个人，在上论中已经提到过，孔子说他“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他可做一个很好的外交官，衣冠整齐，生活从来不马虎，仪容很端肃，应对之间很得体，是一个标准的外交官。他在这里表现的也是外交官的风度，一开口就是外交官的口吻，与众不同。（这段《论语》，实在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他说，老师，我是一无所能，不过愿意跟着学习就是了。这里三个人讲话，表达不同。第一个子路“率尔对曰”，咚咚就讲出来了，就干了。轮到冉求就谦虚了：“小一点的地方……。”问到公西华就说：“我并不是说我有才能，我很差，不过愿意学习。”学习什么呢？“宗庙之事”，这里宗庙就代表了国家。以前是宗法社会，每一个国家的社稷以宗庙为象征，所谓宗庙之事，就是国家大事。“会同”，开大会。等于说现在开国民大会，或者立法院会、行政院会。“端章甫”，大家都穿上礼服，很有礼貌。“愿为小相焉”，辅相是一位很好的幕僚长，或者等于国民大会的秘书长。公西华对孔子说他可以去学习，慢慢在工作中求取经验，以便做到这个程度。可是一位优秀的国民大会秘书长可不容易作，一个重要会议中的小相，是很不容易作好的。小相就是总务人才，也就是宰相才；真正的好总务，就是宰相，像萧何就是最好的总务人才。历史上的这类人物是屈指可数的。性天风月下面是这里最重要的一段了。点，《史记》作“葳”，曾参的父亲，字皙，也是孔子的学生。下面是他和孔子的对话：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和其他三位同学讨论的时候，曾点在旁边悠闲地鼓瑟。孔子听了子路他们三人的报告以后，转过头来问正在鼓瑟的曾点说，曾点，你怎么样呢？说说看。曾点听到老师在问他，瑟音渐稀，接着，弹瑟的手指在弦上一拢，瑟弦发出铿然的响声，然后曾点离开了弹瑟的位置，站起来对孔子说，老师你问我啊！我和他们三个人刚才所讲的不同，我的思想和他们是两样的。这里有一个问题，从这一段描写，我们看到曾点的恬淡、宁静。大家在讨论问题，而他在搞他的音乐，应该是没有听到子路他们的讨论。可是孔子问到他的时候，他又说自己的想法、作法和子路他们三个人不同。可见刚才别人的话他都听到了，这是很高的修养。能在处世之间，最忙乱当中，同时应付几桩事情，这就要具有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修养、最高的宁静功夫。我的确看到过这样的朋友，一边在一件一件忙着批公文，还在删改文句，一边听别人向他报告紧急重要的事情，口里在“唔！唔！”应着，然后他把笔一放，立即吩咐报告的人怎样去办理事情应付情况。同一时间处理了所有的事，还非常轻松，这个人修养真高，我很佩服。这里又要提到小说了，《三国演义》中仅次于诸葛亮的  庞统  (《论语别裁》人物)，怀了诸葛亮的介绍信去见刘备。可是他傲气很重，见了刘备就是见刘备，不把诸葛亮的信拿出来，认为凭介绍信是丢人的事。不料刘备看走了眼，给他当一个县长，他上任以后天天喝酒，公事都不看，一概不管。三个月以后，张飞去视察，他还在喝酒，张飞就指责他。他要张飞坐在一边等着，把积压了三个月的公文拿出来，把所有的关系人全部找来同时报告，他一面听，一面答复，一面批公文，一会儿功夫，把所有的公事全部办完，把笔一丢，问张飞哪里还有什么事情。张飞的智慧很高，立刻道歉，庞统才拿出诸葛亮的信来，就调升了副参谋长——副军师。事实上也真有这种人。所以说，这段书不要马马虎虎读过去，读书不要只靠两只有形的眼睛，还要用智慧的眼睛去读。这里就看到曾点高雅清华的风度，孔子听了他的话，态度也不同，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并不会矛盾、冲突的，只不过是关起门来，表达各人自己的思想而已，你尽管说好了。于是曾点说，我只是想，当春天来了，冬衣一换，穿上舒适的衣服，农忙也过去了，和成人五六人，十几岁的少年六七人，到沂水里去游泳，然后唱唱歌，跳跳舞，大家悠哉游哉高兴的玩，尽兴之后，快快活活唱着歌回家去。这个境界看起来多渺小！虽然渺小，可是孔子听了以后，大声地感叹说，我就希望和你一样。孔子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孔子就这么孩子气？所以说这段书很难懂。我们经历这几年的离乱人生——国家、社会、天下事，经过那么大的变乱——才了解国家社会安定了，天下太平了，才有个人真正的一精一神享受。不安定的社会、不安定的国家，实在是做不到的。时代的剧变一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遍地皆是。所以古人说“宁为太平鸡犬，莫作乱世人民。”而曾点所讲的这个境界，就是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经济稳定、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享受了真、善、美的人生，这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我们大同世界的那个理想。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真正享受了生命，正如清人的诗“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我们年轻时候，家里有书房读书的生活，的确经历过这种境界，觉得一天的日子太长了，哪里像现在，每分钟都觉得紧张。如果我们有一天退休，能悠闲地回家种种菜，看看有多舒服！这里孔子问这四个学生的话，其中孔子与曾点的一段话，可以说进入了最高一潮，师生之间，说出了完美人生的憧憬。政治的目的，不过在求富强康乐，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大同世界中，安详、自得的生活素描。春风化雨下面就是一个结论。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侍坐的四个学生，答复了孔子的问题以后，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都已经走了，还有一个曾皙留在最后。因为孔子除了对他的话发表了意见以外，对其他三位同学的话还没有表示意见，意犹未足，再向孔子请教，他们三位同学所作的答案，老师认为怎么样？孔子说，没有什么，只是每个人报告心得，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此而已。曾皙又进一步问道，刚才子路说的话，老师笑他，为什么笑他呢？我们也许觉得子路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对，而且很对胃口，有什么可笑之处？但孔子告诉他，子路说的是国家天下大事，是一种大英雄、大政治家的事业，要有文化基础，要有学问修养，不是那么简单。而子路大言不惭，一点都不谦让，自认为很行了，所以我才笑他。至于他说的那个对国家的理想并没有错，我只是笑他太自满、太轻率。至于冉求的那套话，讲得也蛮好，实际上那就是政治家的作为，事实上方六七十和五六十有什么不同呢？这里我们可以引用老子的话来作一解释。现在有些研究老子哲学的，对“小国寡民”、“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两句话，各有各的解释。现在的青年们，在大学里研究文学的也好，研究哲学的也好，研究政治学的也好，拿硕士、博士学位的论文，很多写老子。什么老子的政治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经济思想、老子的什么什么思想都来了。老子当年自己只写了五千个字，以后几千年来，几千万字都说不完。这些巨著，如果老子自己看了，一定会笑掉大牙。而今日那些论文中的老子，究竟是哪一家说的老子也不知道。真正的老子思想很简单平实，只有五千字。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要注意这个“烹”字，是慢慢地用文火来炖，小火来烧。小鲜是小鱼小肉，如用大火，一烧就烧焦了，必须用文火，慢慢地烹。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作人，乃至处世的一个大原则，在混乱之中，不能心急，任何一个时代的混乱，都有一个关键，慢慢来，逐渐解决。利用太极拳原理，四两拨千斤，就是顺其势，慢慢来。如果想一下子用突变的方法把它改过来，往往突变还没有变好，新的毛病又出来了，所以他主张“小国寡民”。换句话说，他是以地方政治为基础做起。这也是和孔子说的“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论地方大小，治理之道都是一样，并没有两样。而孔子这样说冉求，并不是说冉求不对，只是说冉求的思想，用来治大国、治小国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如引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不论我们职位大小，责任是一样的，事功是一样的，问题在做得好做不好。至于公西华的思想，孔子认为那也是一个大政治家的见地，但是他话说得谦虚。实际上一个“宗庙会同”，主持一个庞大联合会议，各国的元首、阁员都参加，而能够担任这种会议的秘书长，作主席。公西华说这是小意思，学习学习，话是讲得谦虚，口气是蛮大的。他说这是一件小事，天下还有什么大事？根据上面这一段，我们还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子路等人的抱负思想很了不起，但总离不开自我英雄主义，我可以如何，我要如何……而且都偏于从政治着手。但曾皙就不同了，同样希求大同之世，但成功不必在我，而着重于文教方面，真正说中了孔子的心事，所以孔子感叹：“吾与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