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石虎兴佛八王之乱后，匈奴、羯族相继入主中原，持续不断的战争、灾祸、死亡笼罩着北中国，无论士族豪强、还是平常百姓忽生忽死旋兴旋败，说是人间地狱倒也绝不过份。  石勒  (《鲜卑帝国》人物)统一北方，由于南方的东晋内乱频起自顾不L，中原的百姓获得了短暂的和平，然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中下层人民却看不到出路在何方。后赵承继前赵胡汉分治的国策，石勒禁人说胡字，号羯人为国人，建立以羯人专政的少数民族国家。石勒用法甚严，宫殿筑成之后立有门禁，有一天，一个醉汉骑马突入皇宫宫门，石勒大发雷霆，叱责宫门小执法冯翥说，刚才跑马入门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放他走。冯翥惊惶恐惧忘了忌讳，顺口答道：“刚才有个醉胡跑马进来，我喝止不住，俗话说和胡人难说话，我一个小官怎能阻止他。”石勒嘿嘿一笑，胡人是很难说话啊？冯翥这才明白过来，叩头请罪，石勒免他之罪，也未追究那个犯门禁的醉胡。石勒的参军樊垣清贫，石勒放他一地方官，地方官总比京官有油水，樊坦进宫陛辞，身上衣冠破烂。石勒大惊，怎么说你也是个参军，何至于穷到这样。“樊参军何贫之甚也！”樊坦生性诚朴，一时忘了禁令，回答说，羯贼无道，把我的财物都抢光了。“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石勒笑说，羯贼如此暴掠，我替他们赔偿。樊坦这才想起禁令，连连叩头求饶。石勒说，我禁的是普通人，你们老书生除外。石勒立门禁，羯人犯禁可免罪；禁止胡人欺压士族，羯人劫掠士族可免罪。胡人仗势横行，可以想象普通汉人受欺压的严重。后赵称羯族人为国人，称汉族人为汉人。后赵的文武官员，除了石氏一家人，其余多是汉人。作为统治民族的国人有权欺压汉人，所以尽管石勒收罗士族才俊，但不能和士族真正结合在一起。匈奴族靳准曾经说过“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虚假和平掩盖下的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佛教应运而生。佛教源自印度，传到中国当在汉代，其勃然而兴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佛学的发展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度。佛教在北中国的兴起应当归功于两个人，石虎与佛国澄。佛教有则故事，叫做“以身饲虎”。传说古印度有个叫做萨陲的太子进山游玩，在山中遇见饿得奄奄一息的一只母虎和七只幼虎，萨陲为救虎命，刺颈出血跳下山崖，众虎食之而获救。佛图澄便是抱着这种普渡众生的态度来到中土的，面对中国中世纪最残暴的君主石虎，用他的刚猛和智慧为北中国佛教的传播开辟出一条坦途。佛教讲究因果，鼓吹业与轮回，主张无我，有神通变化的法术，人死之后有天堂和地狱。让人们忍受现世的苦难，救赎自己的灵魂，等待来生受善报以至登上天堂。人之所以有痛苦和灾难，是因为人有欲望，有吃的要吃得更好，有穿的要穿得更好，在社会财富一定的情况下，人的贪欲永远无法满足，就会产生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争斗。有争斗就有灾难，有灾难就有痛苦。宗教让人摒弃欲望，安贫乐道，基督、伊斯兰和佛教大抵如此。放弃自身的各种欲念，心如止水，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佛教提倡出家为僧，将身外之物一切抛弃，与世无争，那么你必定是安全的，无痛苦的。在幸福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佛，只有当灾难和痛苦降临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佛，佛总是喜欢到灾难深重的地方去，可以渡更多的生灵，而暗黑的世界也需要佛，中世纪的黑暗让佛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上，他的先驱一个叫做佛图澄的沙门就是佛。佛图澄，本姓帛，西域人。一说本姓湿，天竺人。据此猜测，可能是西域的龟兹人。《魏书·释老志》说佛图澄小时候在乌苌国出家，而《梁高僧传》则只记为少时出家，未载出地点。佛图澄“清真务学”，生平未译一经，未著一论，却能诵经数百万言，“妙解深经，傍通世论”，他的谈话“妙达精理，研测幽微”。可见其不仅有精深的佛学修养，且汉文化思想造诣颇深，因而在中土如鱼得水。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石勒的赵国之前，无论译经、讲说、传教和造寺等活动，基本上没有国家力量的介入，而是靠信徒们自身的力量而进行的。佛图澄第一个成功地规劝皇帝石勒、石虎信奉佛法，支持佛教的发展，使佛教受到国家的保护。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一般僧人是通过译经、注经、讲经等方式弘传教义，而佛图澄感化石勒信佛缘自法术，因此，佛学界将佛图澄称为“神异第一僧”。佛图澄来到中土的时间是公元310年（晋怀帝永嘉四年），这一年他来到洛阳已年近八十岁。在此之前，他曾在佛教盛行的敦煌停留过，所以《世说新语》说佛图澄出于敦煌。到洛阳后，他想建造寺庙，但正值匈奴刘曜围攻洛阳，前后赵正在开战，只能作罢，于是“潜泽草野，以观事变”，隐居起来，伺机而出。公元312年，佛图澄见到石勒，石勒问他：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即取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钵中生青莲花，光色曜日，石勒由此信佛。其实从政治意义上讲，石勒崇信佛教缘自佛学的教义和佛教的发源地，佛教源自印度，对汉人而言出自蛮夷是胡教，羯人恰恰是胡人，胡人信胡教，再由胡教感化汉人，统治汉人，岂不正妙，石勒就是要使佛教成为其实施统治的工具。公元330年，石勒自称大赵天王（天王之说源自佛教），后改称皇帝。称帝后的石勒对佛图澄更加敬重，尊称他为大和尚，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交给佛图澄在寺中抚养，每年四月初八，石勒都要到寺里去灌佛，以示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公元333年，石勒病死，他的侄子石虎废掉石勒儿子石弘，自称大赵天王。石虎，字季龙，生于公元295年（晋惠帝元康五年），上党武乡县（山西榆社县北）人，石虎的父亲早逝，从小随母亲生活，由石勒的父亲抚养，故有人称石虎系石勒之弟。当石勒被拐卖到山东时，石虎随母仍留在山西。此后，由于西晋末年战乱迭起，石虎与石勒失去联系，直到刘琨把他和石勒的母亲当做礼物送给石勒，二人才得以重新见面。是年，石虎17岁。石虎作战英勇，弓马娴熟，深得石勒赞赏，被封为征虏将军。石虎也因此全力以赴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功高震主，石虎懂得这个道理，石勒死后，利用辅政之机除掉石弘登基。石虎称帝前期倒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经济上他提倡屯田，屯田做为一种公有制经济形式，在战时或者备战时可以解决军粮问题，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曹操  (《鲜卑帝国》人物)和  诸葛亮  (《鲜卑帝国》人物)都曾推行屯田制，但在和平时期，由于调动不了农民的积极性，逐渐被取消了。做为一个军事帝国，石虎屯田纯粹是为了备战，由于战乱，荒地很多，竟取得意外的收获，农业大丰收。石虎将粮食依傍河岸建仓储存，屯粮还是为了打仗，战争时不必长途送输粮食。可因此又取得意外的收获，发生灾害可以就地赈灾。政治上，为拉拢士族豪强，石虎恢复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进一步推广儒家思想，不仅如此，他还注重整顿吏治，严惩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官员，石虎选殿中御史李矩为御史中丞，整顿豪强百官，对皇亲国戚的违法行为，石虎照旧严惩不贷。经过整顿，吏治有所好转，贪官污吏横行霸道的局面有所改变，连石虎都高兴地感叹，“朕闻良臣如猛兽，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意识形态上，后赵大力倡佛，石虎对佛图澄的敬重更甚于石勒，称他为“国之大宝”。朝会时，佛图澄升殿，常侍以下官员都要去“举舆”(抬轿子)，太子们必须扶着舆翼（即轿子边）随舆而上。当司礼官大唱“大和尚到”时，全体官员起立。这些都写在石虎的诏书中，成为制度。由于佛图澄的宣传和二石的支持，佛教在后赵政权下十分兴旺（当然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分不开），信奉佛教的很多，寺庙也造得很多。佛教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受到宗教的入侵，儒学士人对佛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排斥，一种是吸收。当时僧侣是不服役的，为躲避沉重的徭役杂税等，许多投机取巧的人削发为僧，排佛的人抓住僧人的这条小辫子，提出平常百姓无权奉佛和为避役（兵役摇役）奉佛非法两个问题。王度等汉臣依据汉魏旧制，主张凡汉人一概不许到寺庙烧香礼拜；上自官员，下至役隶，也一概不许拜佛；凡国人（羯族人）已出家者一概还俗。这是汉族传统文化对外来宗教的排斥，当然要引起佛图澄等人的反攻，石虎顺从佛图澄，他既提倡经学，又不舍弃佛教，和稀泥说，我不是汉族人，做了中国的皇帝，理应兼奉中国神和外国神。凡夷（羯族以外的非汉族人）、赵（羯族人）、百姓（汉族人）愿意奉佛的人，一概允许出家做和尚。在这次斗争中佛教取得了胜利，得到空前的发展，然而斗争远没有结束，随着禅宗的兴起，到北魏时佛学终于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佛学，当然在这期间有过一次惨痛的流血冲突。佛图澄劝石虎戒杀行善，每当石虎向佛图澄询问佛法的时候，佛图澄都答以“不杀”。佛图澄向他指出：“帝王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遇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当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石虎以杀戮著称，认为治国必须以刑杀，辅之以强大的军队，佛图澄的话教化百姓可以，对他怎么可能好使呢？石虎从小好杀，在他年仅十七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极度的残忍，经常鞭打和随意杀害士卒。石勒军中都以他为祸患，石勒曾经对母亲流露过要除掉石虎的意思， “此儿凶暴无赖，使军人杀之，声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亲劝他说，石虎还小，你稍微忍耐一下（快牛为犊，多能破车，汝小忍之！）。石虎长大，便弓马，勇冠当时，性同野兽，每当屠杀一座城邑，很少有遗留下来的人。经过二石的南征北战，石虎称天王后，后赵国的疆界也不断扩大，鼎盛时有“十州之地”。 天下太平几年，石虎便忘乎所以，把都城从襄国迁到邺城，大造宫室，昼夜荒淫，穷奢极侈。石虎营建新都不忘旧都，襄国照旧大兴土木，建造太武殿。殿基高2丈8尺，东西75步，南北65步，全殿饰以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极尽华丽之能是。又营建长安、洛阳的宫殿，两地服役的人有40多万。为修建各地的宫室，有许多人被活活累死、饿死。修建这么多宫殿有什么用？石虎又没有分身术，不过，还真不能说毫无用处，最起码可以雄远国，不仅可以雄也可以败。出使后赵的蜀成国大臣李闳、王嘏总结石虎国策时对汉主李寿说，“邺中繁庶，宫殿壮丽，赵王以刑杀御下，故能控制境内。”他们怂恿李寿学石虎当然是屁话，但对后赵政策认识的很清楚。不过，自从李寿学习石虎的做法后，成汉几乎和后赵同时灭亡。除了建造宫殿、杀伐立威，石虎将自身的好恶完全融入统治国家的政策当中去。石虎好猎，为满足打猎需要，石虎派人率车工匠四千人，在东平的罔山造猎车千乘。这种猎车辕长三丈，高1丈8尺，置高1丈7尺；同时造格兽车40乘，车上又加建二层楼。猎场南起荥阳、东到阳都（在今山东省沂南县），派有御史管理，不允许百姓打猎场内的禽兽，如有违者，罪至大辟。御史又仗势欺人，擅弄威权。民间有美女、好的牛马，如果求之不得，就诬谄其犯猎兽罪而遭大辟，百姓死者无数。石虎喜欢设置女官，朝廷中有一大帮子女人做官，实为后赵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有二等，诸公侯七十余国皆为置女官九等。”民间20岁以下，13岁以上的三万多女子被征，分为三等发送到府第配给官吏。石虎治国和他的性格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就是依靠羯人、汉人士族、官员、军队来维持他的统治，所以在家庭问题上也要为他的属下操心，男人需要女人，他实行配给制，好女人一定要选给他的属下。在他眼里，老百姓无所谓，完全处在其次的位置。这么做引起的社会后果是“郡县要媚其旨，务于美淑，夺人妇者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拆散穷苦人的家庭，强夺人妻，导致妻离子散，许多贞洁的女子自杀。石虎虽然崇尚儒学，但他率先破坏儒道，引起老百姓思想上的混乱，怨毒之气弥漫后赵国。石虎喜欢排场，排场除了愉目，主要还是为了宣示国威军威。石虎用女子做仪仗队纯粹就是为了愉目。“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仪仗），皆著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游于戏马观。”不管怎么说，后赵国女子的地位多少有点提升，仅限于漂亮女人，她们可以做官，可以当兵，必须嫁给有钱有势的人。石虎设置龙腾军，戴红头巾（皆冠绛帻），做为他的近卫武装和中央军，取代过去的禁军和中军。他说过一句话，足以证明他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浅显见识，太子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猎，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出自金明门。石虎在后宫陵霄观望着旌旗蔽日，浩浩荡荡的大军，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后赵国是一个典型军事化管理的帝国，所有的人民不计报酬的为国家屯田，为国家搞建设，为国家服兵役，整个帝国的运转依靠强大的武力震摄。军事帝国看重的是劫掠和灭亡他国，石虎治国的重点在军事上，无论是屯田、储粮、游猎、建军，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战争！它的存亡也取决于不断的军事胜利，因为一旦帝国军事受挫或失败，唤起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必将土崩瓦解。此时的中国大地上，除中原的后赵国之外，其四邻：北方幽州地区有鲜卑段部、辽东地区有鲜卑慕容部、漠南草原有鲜卑拓跋部；南方是强大的东晋；西南是益州的蜀成；西北是凉州的前凉国。石虎自恃武力强大，四处出击，除了偏安一隅的成国，其他国家均受到他军队的攻击。应该说他的外交不讲究策略，军事也是失败的。公元335年（后赵建武元年），石虎初登帝位就亲率大军南征，围襄阳，攻历阳，临江而旋，东晋京师大震。公元338年（建武四年），去年十月刚刚自称燕王的辽东地区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害怕受到西部鲜卑其他二部段部和宇文部的攻击，向后燕称藩，请求和他联兵消灭盘踞在幽州的鲜卑段部，石虎听信他的话发兵北征幽州。赵将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统舟师十万出漂渝津，支雄为龙骧大将军，姚弋仲为冠军将军，统步骑十万为前锋。石虎挑选精锐三万人，皆拜龙腾中郎，率军殿后。二十三万大军所向披靡，相继攻克蓟城（在今北京）、渔阳（在今密云）和北平（在今渔阳）。鲜卑段部首领段辽弃令支不守，逃往密云山，战败请降。就在赵军展开一系列攻击的时候，燕王慕容却坐山观虎斗，不但未派一兵一卒来参战，还乘机带兵抢劫了数不胜数的畜产和段部的居民。石虎恨他不守信用，又要趁胜攻打辽东，包括佛图澄在内的许多人不同意，夺取幽州的战略目的已经实现，何苦在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去打辽东呢？石虎不听，把劝他的太史令赵揽抽了一顿鞭子，随后发兵辽东，围困燕国重镇大棘城（今辽宁义县），后赵与燕国的大棘城之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