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1917年坐镇江南，控制长江下游，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号称“长江三督”，与皖系争雄而风云一时。可是到1920年10月12日，却突然暴死于江苏督军公署。李纯是怎样死的？是自杀，还是被人刺杀？是一个众说纷坛，饶有兴趣的谜。近人蔡东藩在《民国通俗演义》第一百二十回有首叹李纯的诗，其中两句说：“无端拚死太无名，宁有男儿不乐生？”诗后批云：“李纯虽不能无疵，要不得谓非军阀之翘楚，是何刺激，竟至暴死？就中必有特别情由。但仍旧逃不出‘妻妾暧昧情事’这句话”。这里的“妻妾暧昧情事”，指的是李妾与马弁私通，被李发觉，结果被马弁刺杀而死。这虽是演义、小说家言，但决非于史无据。作者再三声明：“历史演义必须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要严格做到无一事无来历，要把‘临潼斗宝，鞭伏展雄’之类虚构的故事逐出演义之林”。所以此说当不至于视为失实的无稽之谈。关于李纯因妻妾暧昧情事致死之说，在其他一些稗官轶闻、野史杂著中，也有同样记述。当年曾任李纯书记官和军需课长的苏雨眉，在解放后所撰的有关李纯的史料中，也十分肯定地说，李纯是“死于同马弁私人间的桃色纠纷”（《李纯一生的聚敛》）。由此可以推断，李纯死于“妻妾暧昧情事”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与《民国通俗演义》几乎同时成书的台湾学者丁中江所著《北洋军阀史话》，则是另一种说法。丁氏认为，李纯之死，非死于李妾与马允情通之事，而是死于李与马弁的妻子有染，被马弁发现，一怒之下，把他杀了的（《北洋军阀史话》中册）。丁氏所述李纯的死因与蔡氏所述不同，这很可能是当年同时流行的两种说法。也可能李既有妻妾暧昧情事，也有李与马弁妻子私通的事。这类事出现在当时并不奇怪，它反映了民国年间军阀的腐败本质和官场生活的极度糜烂。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他自杀身亡。40年代，由竞智图书馆主编吴虞公口述的《李纯全史》中有一篇《李纯之自戕》，首段说：“李抱病两月余，已渐痊可，力与图谋控制长江者，互争雌雄，忽于十月十二日晨四时逝世。省长以下各官，均至督署探问，街警加岗，军官往来如织”。又说：“据可靠消息，李于十一日晚问，尚在后花园散步，一精一力尚健，午间接命令，加英威上将军。李阅后，长吁一声。晚六时，向副官索连日上海报看，副官恐李见报激愤，假言报尚未到。至晚十二时又问，左右仍以未到答之。李深为诧异，谓何以数日报都未到。汝等骗我，遂大骂。并勒令承启官张某取来，众不敢违命，遂呈上。李阅后大哭，亦不言语，病遂加重，急电请西医须藤诊视，未开方即去。李就案写信多封，一时就寝。至三时，值日副官陈廷谟，在签押房，闻内有叹息声，未敢即入。旋陈呼内差，无人答应。陈入室，见室内无一人，李拥被而卧，一无声息，乃有弹自左胁入腹。又于床下得勃郎林手一枝，李遗书五封，方知李之死，实系自戕“。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金兆梓的《近世中国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孙思白主编的《民国人物传》都采纳了这种说法。六七十年代之交，对李纯之死，在台、港学术界也展开过广泛的讨论，较通行的说法也认为是自杀。有的说他因长期吸烟成痢，即吸芙蓉膏成瘾，“一时不吸即欲下便”，为病魔所困，对生活失去兴趣，而起了轻生之念。也有的说他原是冯国璋的部属，又与冯是直隶同乡，1918年冯代理总统期满下台，他因失去依靠，表示悲观绝望，“遂以手结束自己生命”（开国煊《李纯传》）。但对自杀之说，也有人表示怀疑。有人说：“以手自杀之人，宁有在床上而以自击其腹者乎？”也有人说：“遗嘱指定，四妾各给二千元，以李纯之财产，李纯之地位，而有此遗命，亦非事理之常”，“且自杀时间，在清晨四时，亦甚可异”；至于在被褥堆中，举自杀，“声必不能闻于外，即闻亦不远。”还有人认为，“以李之为人，亦一健者，讵甘如此毕命，实令人费解”（《李纯轶事》）。近年来，随着北洋军阀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对李纯之死的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见解。例如，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沈云龙主编的《北洋人物史料三种》，既否定马弁刺杀说，也不赞成自杀说，而认为李纯之死是由李手下的军官与前帝制犯顾鳌合谋刺杀的。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一月前（即李死前一月），帝制犯顾鳌（字巨六、四川人，袁世凯称帝时任大典筹备处法典组主任。袁死后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出逃南京）由李下令拘捕，下之于狱，并经秘密审讯，顾氏承认此来为运动帝制，与苏省军官密谋接洽，并历举其名，中有一人，自民国以来，即与李督甚为接近，且为李一手提拔，擢升要职。李氏闻之固然之怒，然亦无法，因兵权皆在其手也。及后奉上方命令释放，此殆由于张作霖之授意，李亦不言其释放之理由，此十日前事也。顾鳌既释，某军官即密谋害李，其计划极慎，其布置极周，遂获成功。”但也有人对此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所以李纯之死真相到底如何，仍然是一个悬案，（黄清根）冯玉祥“贺寿送水”是什么含义？冯玉祥将军是近代的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坚持正义、嫉恶如仇，在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又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传奇英雄。近年推出的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陈陈相传冯玉祥的轶事，其中颇为炙口的就是他的“贺寿送水”故事。据当时在西北军追随他多年的简又文回忆，说这件事是“适足表现其特殊性格的”，他后来写的洋洋数十万言的《冯玉祥传》也记述了这件事：“其年，吴佩孚在洛一一做其五十大寿。当时，吴高任直鲁豫巡阅副使，威风权势，煊赫一时，巴结者均送金送玉或谀辞致贺。其中颇为典型的是康有为写的一副祝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一一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最获得吴佩孚的欢心。当时冯玉祥派员前往拜寿，赠以冷水一罐，自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是涵有’谲谏‘之意。这一来，冯氏任性奚落人家，因自鸣得意，然身受者自然觉得真似‘冷水浇背’“。（《冯玉祥传》1972年6月台湾传记文学社版）简又文说，冯玉祥贺寿送水事，传闻遐迩于民间和上层，“久已遍传人口，初以为谣言”，后经冯玉样本人证实“亦自言不讳，乃知为真事”。由此可见，冯玉祥确有此事。可是近年推出有关冯玉祥故事对此却有所花样翻新，而且对“送水”含义又有相异说法。一说是1922年4月，吴佩孚在洛一一过50岁生日，河南督军冯玉祥前来祝寿，送来一只用红纸封着的瓦罐，吴打开一看是一罐清水，故作惊喜尝了一口“寿水”，并自我解嘲地笑道：嗯，很好很好，还是焕章想得高人一筹，不同流俗――一罐清水，这岂不是说成“为官清如水嘛！”冯玉祥说，“君子之交清如水”。（冯桂荣编《冯玉祥传说的故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本篇系72岁老人吕资安口碑，可见此故事深人民间，传闻之广，但此处不同的是冯玉祥亲自送礼，而且还让吴佩孚当着他面品尝，加上两人对话，显然有点戏剧化了，与此内容相近的《冯玉祥将军传奇》（王华岑、朱耕，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篇也有类似写法，所不同的一是时间改为1922年12月，向后拖了8个月，地点不是在洛一一，而在直系大本营的河北保定，做寿者也换成了直系头子、时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他做的是60大寿。考证于当时报纸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以及冯玉祥和曹锟的主从隶属，他不至于仍拿一罐清水充寿礼的故技，嘲弄曹锟的，但也不排斥另有张本。但也有一说是说冯玉祥送水并非是为吴佩孚祝寿，也不是讽刺，而是对吴佩孚支持的表示。据称吴在直奉战争击败张作霖后回到洛一一，他人要为他作寿，吴不同意，冯玉祥在陕西督军任上“乃遣人送蒸馏水一坛，外加封签，题八字曰：君子之交，有如此水。吴得之大悦，谓其部下曰：”知我者唯焕章一人。外界企以为异，且有议冯寿礼之菲薄者，殊不知此中大有作用。“（春明逐客《冯玉祥全史》1924年8月七版）原来方此之际，直系和奉系又在酝酿第二次大决战，双方调兵遣将，摆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态势，吴佩孚要冯玉祥率军出潼关助其一臂之力，冯表示同意，但迟迟按兵不动。吴佩孚疑鬼疑神，深怕他变卦，几次三番派专使进关探问，“冯笑曰：子玉何视人若是之轻，我不能效妇女之矢誓言，又难仿战国年间之歃血为盟，故送以蒸馏水一坛，附签八字。以表寸心。”吴佩孚见之，非常高兴，“欣然色喜，而曰”知我者，其唯焕章乎！“这是因为吴是秀才出身，军阀行列中罕有的”儒将“，要附和风雅，冯即投其所好，因而春明逐客对此评曰：”自古君子之交，宗信义，重然诺，一言既出，驷马难逃，苟背盟携贰，有如此水“。所谓”送水“，其实乃是冯玉祥的独出心裁的表态，此中心迹，两人自知。显然，这种说法更为特殊了。冯玉祥“送水祝寿”，只是一件小小插曲，可是无论从时间、对象或者是他的行为和动机，都是相异处，难道是文字记载的失真，事过境迁的模糊，甚至是冯玉祥在若干年后的记忆失误或另有他因，但总给人带来是是非非的感觉，聪明好思的读者，你能由此得出正确的答案吗？（盛巽昌）